息。”（《清史稿》）

    所以，灶户本身不愿意借资于商，如清代“淮南各场，有商亭、灶亭、半商半灶之别，又有盐色售价高下之差。商亭产皆商置，丁皆商招，其所煎之盐，照计火归垣。每桶二百斤，两桶成引。每桶给价钱百文至八百文止，盐价例无长落。即有灶丁借欠调剂，通计每桶约加百文而止。半商半灶者，穷灶借垣商工本煎盐，桶价与商亭等，此皆利在场商、垣商者。”（《皇朝经世文编》）

    无论是“出租灶地”还是“举钱济灶”，盐商的目的是通过此方式来压低买价，以实现垄断利润。

    在《清盐法志》中详细记载了商灶关系形成的历史过程“明行边中海支之法，濒海各场并办仓盐，商人纳粟于边，持引赴场支盐，官即以仓盐给之。自万历以后，仓盐折征，此制遂废。清初於各场设立公垣，以为商灶交易之所，盖已非官仓之旧矣而运商又不自赴场，皆令人承领课本立垣代买，嗣有自行收买以转售於运商者是为垣商，亦日场商，其後垣商亦有出资自置亭池者，此又淮南之商亭灶亭淮北之本池，客池所由别也。垣商收盐淮北以筐计，淮南以桶计，斤重价目，皆有定程，兹并记之志垣收。”

    随着场商已日益成为向灶户提供土地、生产资料和资金的人，场商又垄断了盐的收购，场商对灶户的统治正在日趋严密。

    三，盐商对灶户的剥削方式

    第一，大桶中盐，重利收债。

    在清代，各盐场收盐的器具多有不同，且有明确的标准，如两淮盐场“淮南以匡计，淮北以桶计。”

    以淮北为例，盐桶的选材多为木制或铜质。一般而言，铜桶较为标准，清初期各场多用铜桶，后来场商为了牟利，而改铜桶为木桶。清代各时期，桶的标重规定多不同，如乾隆三十年正月“定淮南各场灶盐交易以两桶配一引，每桶各重二百斤。”（《清盐法志》）

    同年七月，准“淮南纲盐以四百斤捆运出场，两桶配成一引。淮北灶户卖盐向系用框论担，每担除框净重六十斤，以十四担配成一并，引计重八百四十斤，照此收买捆运。”（《清盐法志》）

    同治四年，又重新“核定淮南各场桶价”。同治十二年，准“淮北收盐每框重五十五斤，两框为一担。”（《清盐法志》）

    当盐商与灶户间建立借贷关系，盐商则以“预支定货的形式直接控制灶户”。

    包世臣在《淮盐三策》中记载“灶户烧盐，售与场商，而场商于停煎之时，举钱济灶，比及旺煎，以大桶中其盐，重利收其债，灶户交盐而不得值，非透私则无以为生。”（《皇朝经世文编》）

    本来灶户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如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描述广东盐场灶户的境况“凡民之劳者农，苦者盐丁。皆彼一丁之力，所治盐田三、二亩，春则先修基维，以防潮水，次修漏池，以待淋卤。次作草寮，以覆灶。次采薪蒸，踰月而后返。次朋合五六家，同为箐盘，一家煎乃及一家。秋则朝而扬水暴沙，暮则以人牛耙沙。晴则阳气升而盐厚，八九日一收淋卤。雨则阳气降，沙淡而盐散，半月之功尽弃矣。而筑田，筑灶，工本繁多，往往仰资外人。利之所入，倍尔出之。其出盐难，行盐之路又远，不得不贱售商人，盖困蔽未有极也。”

    两广盐场灶户如此，位居清代盐业经济之首的两淮则更甚，“灶户煎丁，滨海穷民，最为艰苦。”但盐商“惟知自利，不知灶艰”将盐桶放大，任意浮收。乾隆三十年，两淮盐政普福查知此弊，上奏曰：

    淮南纲盐每引额重三百六十四斤，而至场买运至所盘交捆，筑不无抛散折耗兼之。五六七八等月有例加卤耗。前任盐臣高恒定以每引重四百斤捆运出场，至仪所仍照三百六十四斤掣挚。如有多斤扣配生引附运。各扬商俱有代办之人，在场收买灶盐，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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