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了对盐业生产的垄断。

    除了灶地，灶户的生产资料还包括用于煮盐的盘鐅，“从来场灶烧盐之具，深者为盘，浅者为鐅，设有定数，无许过额，而煎烧盐斤，以一昼夜为火伏。”（《皇朝文献通考》）

    对于这些生产资料，明朝万历之前多有官府供给，当万历四十五年两淮开始“盐引改征折价”之后，这些生产资料由于所需成本较大。于是，“官铸盘铁锅敝之制遂止”，而改为“众商出资本鼓铸”“以应灶用”。这样盐商实现了对灶地之外生产资料的控制。

    到了清代，此法已成定制，“两淮煎鐅，向系商人呈明开铸，分卖与灶。”灶户购买这些生产资料所需资金一般是从商人那里借贷而来，“凡灶户资本，多称贷于商人，至买盐给价，则权衡子母，加倍扣除，又勒令短价，灶戶获利无多。”（《皇朝经世文编》）

    这些用于维持灶户生产的资金被称为养灶银，何为养灶就是“场灶贻收有盐斤，听商收配，再给本银，接续煎晒，名曰养灶。”盐商养灶原因如闽浙总督杨景素所言：“调剂盐商，发本养灶贾以恤穷丁”。（《国朝耆献类征初编》）

    这样，灶户与盐商之间就建立了不公平借贷关系。

    二，“举钱济灶”，与灶户建立起借贷关系。

    所谓举钱济灶，就是指盐商为了满足对灶户的剥削而借贷资金使其维系生产的行为。

    通过“举钱济灶”，在盐的生产领域，盐商与灶户之间建立起了“非正常”的借贷关系，盐商实现了对灶户的高利贷剥削。

    制盐工本在明中期之前，则由官府根据盐场的大小配给实物工本，明中期盐法改革之后，工本由发实物改为发钞，不久朝廷废除对灶户的盐钞供给。

    这样从半农奴状态脱胎而来的灶户十分缺乏资金，非但生产费用难以筹措，而且因为官府工本早已停发常常连日常生活也穷于应付，于是商人资本乘虚而入，通过预支工本的形式，取得了灶户全部产品的支配权。

    各盐区盐的生产方法不同，产盐所需工本也就不同，海盐采取煎或晒法，而池盐采取晒法，井盐采取煎法，其中，晒法包括滩晒、板晒等方式，晒的成本低，煎的成本高。如“滇省煮盐柴薪，多向他处购买，工本愈重，灶户不免拮据。”（《清高宗实录》）

    所以，云南池盐“第开畦颇费工本，非盐丁所易办。故后世盐法，仍系捞采于池者多。国朝顺治六年，裁去盐丁，盐归商种，而种治之法始详。”（《皇朝经世文编》）

    灶户“称贷于”商人除了因朝廷供给工本银取消之外，还有自然因素。

    中国古代的盐业生产主要以手工作坊为主，采取煎、晒方式进行生产。所以，自然条件往往对盐产量及其灶户生产资料产生制约和破坏，其中尤以海盐为甚，“大较盐之盈缩，系乎雨旸，贵贱视乎薪价。晴久得盐多，雨久得盐少，薪贵盐价贵，薪贱盐价贱，必然之数矣。”（《海盐县图经》）

    在许多情况下，由于遭受水灾，灶户的生产资料缺乏，至“灶煎不继”，影响盐的生产。为了获取工本，灶户不得不向拥有巨额资本的盐商称贷，“向者灶户值阴雨久，即赴场商借贷钱米，天晴煎盐扣还，前后套欠既多，往往有逃亡者。如成灾稍重，场商必多方捐赈，所以有盐义仓之设也。”（《皇朝经世文编》）

    在许多盐场都有类似的盐义仓的修建，名为义仓，灶户借贷是有条件的，如福建各盐场“皆系商人就近建仓，预将工本，给予灶户，随晒随收，灶户衣食有资，盐斤不致透漏，商、灶两得益。”（《清盐法志》）于是出现了“灶户烧盐，售于场商，而场商于停煎之时，举钱济灶。”

    而灶户一方面认为灶产为己业，一方面因为盐商唯利是图，收盐时“则勒以重斤，借贷则要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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