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纳入盐业市场，而且也使一些商人资金投入更多，能承受风险更大，最终导致大盐商的出现。成化年间由征实物到征银的改革，虽取得一定效果，但“折纳银者，然未尝著为令也。”一直到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变法，才使折色之法制度化。

    嘉靖年间，虽然一些地区“稍复开中，边商中引，内商守支。”但是，许多地区已经完全使用“折色”，“自此法坏于折色，而商始不开屯。”（《清世祖实录》）

    其实，盐课纳银与灶地私有化是相伴而行的两个过程。

    在《清代前期的盐法、盐商和盐业生产》一文中作者通过对明朝历代盐商折色纳银多少的分析，认为明朝盐课银“从每引纳银八分增加到每引纳银三、四钱，直至一两三钱，意味着盐税在明王朝财政收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但是，这种转变的意义绝不仅如此。洪武年间每引只纳银八分表明当时封建政权主要不是向商人征税，而是直接榨取灶户、直接垄断盐的专卖来获取财政收入。”

    成化、弘治后，当每引税银增加到三、四钱，甚至更多时，帝制政权已把征收商税作为从盐业获得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了。从现象看，帝制政权对商人的榨取是加重了，但是，这种现象实质上是反映了一个更为根本的事实：“封建政权正在逐步把对于盐业直接生产者的统治权转让给商人，商人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与剥削正在加强。”

    可以说，盐课征银是封建政权向灶地兼并者妥协的产物，“在灶地私有化后，折银的盐课已经成了一种纯粹的赋税。帝制政权不再通过直接垄断盐的买卖，而是通过征收盐税来获取财政收入。既然盐已不再由封建政权垄断，盐的买卖也就不再在帝制政权与商人之间进行，而转移到商人与灶户之间去了。”

    商人与灶户间的关系随着万历四十五年（1617），袁世振“十字纲法”的颁布而固定下来。“在册盐商在盐业社会经济中，遂与盐业生产者灶户构成更加密切的关系。……最终形成以商人行销纲盐、食盐、票盐三大商盐的格局，并且介入盐生产和收盐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取得支配地位。”

    商人进入盐业势必造成盐商对灶户控制的局面，其中，对灶户基本生产资料灶地的剥夺主要表现在灶地的私有化上。

    如清人俞德渊言：“惟此法施之，商亭，商鐅，则顺而易。行之灶亭，灶鐅，则逆而难。盖商亭、商鐅商产也。灶土、灶亭、灶鐅灶产也。以灶户自置之产而一旦属之商人，无异掠贫民之业。使富民代为管领，以世业而变为佃农，孰甘心焉。况商之殷厚者，其经理多委之商夥商厮，此辈专以剥削为能。借贷则要以重息，秤收则勒以重斤，灶既积怨于商，必与民贩勾通盗卖，其势然也。”（《皇朝经世文编》）

    此时，灶地买卖限制更为宽松，灶户失地的情况更为普遍和严重。面对此情况，清政府一方面使盐场灶荡归于地丁，如“雍正三年，奉文丁归地征，……草荡、海滩并内地成熟，各则税荡之上，按亩计弓完纳。”（《重修两浙盐法志》）

    另一方面，清廷对商灶买卖则以姑息，认为“灶荡卖与场商，与卖与民户，微有区别。盖民户既不务煎，又不办运，其所买荡地，不过图得草薪，或以供炊，或以外贩。且草荡或肥沃，即思私垦，于煎务实属有害。场商业在买补，其心本欲广产，所得草荡或买自灶户，或灶户以之抵欠；该商无不募丁樵采，或佃租摊晒。”（《清盐法志》）

    如嘉庆三十年，议准长芦：“丰台、芦台两场滩副，灶户无力勘晒，准租给商民，或与商民夥晒。凡停晒未久，修滩工本较少者，限五年准其另租。”（《清盐法志》）

    灶户需要灶地来维持生存，他们如何获得土地进行生产，大多数灶户只能租入盐商的土地，盐商通过与灶户建立租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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