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盐商中的场商与灶户间的关系最为密切，明中叶以后，当盐课的征收方式开始“废本色纳盐之名，而尽征折色”，使灶户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削弱，盐课纳银也使封建政权从盐业市场中脱离，成为坐收盐课的寄生者。而灶户的身份也从专制政权的依附者，变成了“小商品生产者”，灶户和市场之间的联系加强，商业资本与灶户之间控制与依赖的关系正在逐步形成，这为盐商剥削灶户成为了可能。

    “清之盐法，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在清代，盐商的垄断地位更为巩固，对盐买卖的垄断程度更为深刻，对灶户的剥削更为严重和肆无忌惮。清代场商为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在生产领域对灶户的剥削主要包括以下情况：

    一，“出租灶地”，与灶户建立起租佃关系。

    所谓灶地是指在古代榷盐制度下，由国家把土地分给灶户设灶煮盐的土地。

    灶户对灶地仅有使用权，并且同民户交地租一样，灶户要向国家交盐课，盐课的征收是以封建政权把土地分给灶户作为前提条件的，相当于农业中的地租。

    明朝前期，榷盐制度是严格的官买官卖式，在此方式下，封建官府与灶户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明朝中后期，中国古代榷盐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盐商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开始从封建政府的“控制”下分离出来，中国帝制社会末期盐商阶层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此时“最大的商业资本之一”。

    虽然在明初的一段时间里，官府还严格控制着盐业生产和盐税，“洪武中，每灶一丁，给工本钞二贯。又给以草荡灰场，此即官与牢盆之意也。”（《皇朝经世文编》）

    后来开中制的实行打破了这种均衡，“煮海之利，历代皆官领之。太祖初起，即立盐法，置局设官，令商人贩鬻，二十取一，以资军饷。既而倍征之，用胡深言，复初制。丙午岁，始置两淮盐官。吴元年置两浙。洪武初，诸产盐地次第设官。都转运盐使司六：曰两淮，曰两浙，曰长芦，曰山东，曰福建，曰河东。盐课提举司七：曰广东，曰海北，曰四川，曰云南。云南提举司凡四，曰黑盐井，白盐井，安宁盐井，五井。又陕西灵州盐课司一。”（《明史》）

    盐商开始参与盐业生产，可以说，开中制是封建盐法变化的转折点，从此，商业资本开始插入盐业生产。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土地兼并是存在于帝制时代农业经济中一个难以改变的问题。少数大地主、大官僚为了占有更多的土地，以种种卑劣手段，巧取豪夺农民的土地而使其沦为佃农。这样，土地开始私有化。随着兼并程度的不断加深，农民与地主之间控制与依赖关系也在逐步的加强。

    与民田一样，在帝制时代末期，灶地也处在被兼并的境地，灰场和草荡本来是灶丁们的主要生产资料和生存命脉，是由国家供给。

    但是那些豪强、富商们为了垄断盐利，疯狂的兼并和买卖灶地，“夫欲晒土，必有摊场；欲煮卤，必有草荡。今之场荡，悉为总催者所并。”（《明经世文编》）

    一般而言，土地兼并会导致兼并者与国家政权的矛盾，封建政府大多采取抑制兼并的措施使兼并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值得注意的是，灶地被兼并后，封建国家采取的措施并不是抑制兼并，而是默许了这种兼并，并通过改变盐课的征收方式来维系国家对盐课的征收。

    由征收实物改为征银，此法始于明代成化年间，也就是在此时，盐商队伍发生了分化，出现了边商与内商。

    “……淮浙盐不能给，乃配支长芦、山东以给之。一人兼支数处，道远不及亲赴。辄贸引于近地富人。自是有边商、内商之分。于各边中引者，谓之边商；于内地守支者，谓之内商。”（《明史》）

    边商、内商的出现不仅使盐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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