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商。有即领运商课，本立垣代买者；自行收买转售运商者。若辈惟知自利，不恤灶艰。而灶盐交易，向系用桶量收，实多滋弊。亦经高恒校准四百斤之秤，又饬各分司照四百斤之数核定每桶二百斤，两桶配成一引，合称发运，立法已属尽善。乃该场商等渐次懈驰，奉行不善。臣亲至通泰二十三场，将伊等自收灶盐之桶，用官秤逐一秤较，每桶实多一、二十斤不等，总无与官秤相符者。而伊等转售扬商，仍以官秤四百斤捆发，且有一种掀手量盐轻重松实，从中取利。若按一纲所出一百五、六十万额数，每引多收三、四十斤，核计则浮收灶盐十五、六万引。各场商竟侵渔盐价银十数万两，自应及为整顿。（《清盐法志》）

    通过这种收盐方式，就两淮盐商而言，计算其一年的额外收盐剥夺利润，就可获得数百万两白银。不仅两淮，其它盐场的情况也是如此。如广东岭南盐场“海边灶户烧盐，及盐田晒盐之人，俱极贫极苦，无家无室。以蓬席为居，弊衣草榻，官商与之买盐，量给盐本。若彼得十金之本，即负担飏去，不知所之。盖此辈从无积累，随烧随卖，糊口而已，真所谓穷民无告者。今况每亩增加灶税，此辈愈困，所谓恤灶正所以恤商，恤商正所以裕课也。”（《岭南杂记》）

    两淮盐政普福面对此种情况，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

    即当另置二百斤准桶，传集商灶公同较准。另置桶架，上安盐漏，将盐倾入，听其自满，以绝掀手之弊。随将架桶一并量明尺寸，饬发运司照造。刊刻年月烙印分给各场尊用。但查各场商如不示以儆戒，恐将来故习复萌，贫灶终受其累。现饬自本年乙酉开纲起至发新桶日止，查明各垣多收实数，于各场商名下照追充公。失察之分司记大过一次，场员亭升胆敢抗挺不缴，立掣盐追治罪。并将分司场员参处分，赔至淮北例行并引额重七百二十八斤。而海州三场必须预行赶运，堆储日久折耗甚于淮南，是以捆运出场向例。每并引重八百四十八斤，至淮所掣挚乃照额定斤数，多斤配运生引与淮南无异。独晒扫灶户卖盐向系用框论担，但框担斤重价亦高下不同，今核定每担除框净重六十斤，以十四担配成一引，记重八百四十斤。饬令场商照此收买，淮南亦照此捆运出场，不得稍有逾越，奉旨允行。（《清盐法志》）

    此办法主要在抑制场商大桶浮收之弊，但是，由于利益的趋使，此种状况一直到清末仍没有得到实际的解决。另据《清盐法志》“同治四年七月核定淮南各场桶价”条载，“……又查各场盐色不加讲求，日渐湽黑，各垣商不问盐色高下，只知大桶横收，克扣桶价，以致灶户以尖盐透私，以次盐归垣，盐色日坏，及宜大加整顿”。又如“同治十二年十二月禀准淮北收盐每筐重五十五斤两筐为一担”条载，“近年垣商违制加框情弊，非弗验框口不足以折服。”（《清盐法志》）

    此外，重利收债是盐商在大桶中盐的基础上剥削灶户的一种方式，如陶澍在《会同钦差拟定盐务章程》中揭露道：“商人为利是视，称收则勒以重斤，借贷则要以重息。”

    第二，权衡子母，压低场价。

    盐商除了大桶中盐之外，还以借贷的方式“将低银放与各灶”与灶户建立起借贷关系，通过剥削子母获取高额利润。清人朱轼在“请定盐法疏”中称：凡灶户资本，多称贷于商人，至买盐给价，则权衡子母加倍扣除，又勒令短价，灶户获利无多，盐复有余，且恃私盐事发，罪亦不及，是以敢于售私。”（《皇朝经世文编》）

    有人认为，场商通过此种方式向灶户收盐“最多只给一半价格”。如“淮、浙之商以母权子，资每百万，数十万。先授价於灶户，然后收盐即有短少分毫，以先价后盐，……灶户无甚亏损，独闽商凭借势豪，束手而来。其所为本，不过挂旗号纳盐引二项，至於盐本百无二三，引一到手即多招无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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