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一个念头像冰冷的毒蛇一样缠住了我的心：“我要被枪毙了！”

    当时我已劳动四年，由知青抽调代课，由于主管教育的吴吉义书记下队检查工作，看到我的备课本，非常赏识，并召来全公社中小学教师听我的课，已经转正为正式民办教师。

    但青年人是永不知道珍惜与感恩的，刚刚从繁重的劳动解脱出来，就开始大量舞文弄墨——过去也零星写一点——并且信口开河没有忌讳。

    文稿在知青朋友中传来传去，终于搞丢了一篇足以判我枪毙的反动散文诗——《棺材国》！说是有人要把国家弄成一口黑暗的棺材，棺材上只留下女皇的皇冠。

    那天到县城买书。那时没有公交车，二十里路照例步行，返回前到北街餐馆吃面，发现一个同校不同年级的女同学在那里当服务员，她一见我，竟脱口而出：“天啊，怎么变成这样？脸都变形了！”语气非常吃惊。

    想当年我是学霸，学校里谁都认识我。

    回到家急忙拿镜子一照，果然五官不似昔日，满脸黑气！可见我每天每日害怕到了什么程度！“枪毙”，这野蛮血腥的字眼，过去从来不曾出现在我这出身书香之家者温和宁静的心间！

    我于是慌了，去找当天陪我去县城的那个朋友，让我一生都感到意外的是，他不但不安慰解劝，反而添油加醋，对我百般恐吓，他绘声绘色地说道：枪毙现行不是那么简单，我亲眼看见枪毙几个：五花大绑，插斩标，鱼钩锁舌头——鱼钩有倒须，你休想呼反动口号，越动穿得越紧！枪毙之前，要游街示众“

    他说得几乎陶醉，我却已冷汗满身！我知道他说的是当时枪毙现行的仪式，我尤其恐惧游街示众，我惧怕万人围观的孤独，我怕丢丑！

    我最怕的，是惊吓到本已被斗得筋疲力尽的父母。

    父母都在劳动改造，白天扛木料c搬砖c从头学习挑大粪c喂鱼c喂牛c种庄稼，晚上站在凳子c桌子上挨斗争，父在五七干校，母在学校建筑工地——他们只不过是解放前的校长c教师而已。

    文弱书生的他们几乎一生挨斗，受尽劳苦与欺凌，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到整风反右到到1963和1966开始的两场大运动，他们的校长职务在50年代初早早被剥夺，全不管他们都是内行，全不管他们对开辟地方教育贡献巨大，到十年浩劫连讲台也不让上，让他们干苦力！

    我知道他们有多高尚，我知道他们的修养有多深厚！他们在我还不识字的时候就给我朗读那些高尚的作品！

    我怎么忍心在他们眼皮底下被枪毙！

    我决心逃走，到别的地方去被枪毙！

    我住在一家农户新修的转合水瓦房的西边那间，还没有装板壁，用旧晒垫围了一圈，上面一米高左右没有封顶，四面透风，晚上常有星月相伴，头上的山坡，正对着脑袋的位置，是一座坟和一棵好吃的李子树，在床上都能看见。

    房东的小儿子读中学，突然放着新房间不住，在我隔壁也没有装板壁有石磨和风车那间紧贴着我这间的转角处，在我头顶上用新木板搭了一个铺，还点上一盏小油灯，每天从木梯爬上爬下，不厌其烦。

    如果忽略高度，我和他每天晚上仅隔着一米左右的距离，我睡觉的每一个动作他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又发生在我文稿丢失后，他和我又没多少内容可以交谈，每晚几句话。

    我决定到凉山去。

    我将家中那有葡萄图案的果绿色塑料布铺在地下，把被盖c火钳c菜刀c菜板c衣服和一大包文稿一股脑放上去，捆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包裹。

    那个放文稿的绿色大邮包是真正邮差背的那种，我父亲在50年代初被悍然剥夺校长职务后，还被调出他首任校长的师范校，让他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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