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与公交车

    不可否认，建筑社集中了被学校教育淘汰的精英。

    他们大都反逻辑，反知识，长于形象思维和幽默搞笑。他们生逢其时，那时候一度停止生产，集中闹革命。他们比搬运社的人们身体稍弱，文化稍高。搬运社没有高小生，他们有一个高中生。他们被裹挟在时代风暴中打倒一切，然后一切以自身为标准。搞的不少，写诗写小说，除了鲁迅，谁也不认。小说就鼓吹斗争，诗歌就天空大地红旗——事实上那时候只允许那样写。

    他们对哲学如对宗教般敬畏，虽然参加过工农兵学哲学小组的人很少，但年轻人的口头禅都是“我这是哲学，你不懂！”

    能歌的姑娘拼命飙高音，善舞的小伙子竟然脱光了在装面粉的大桶里跳黑人舞——伴奏是男青工们合唱的《亚非拉人民要解放》。有一个唱高了兴，当晚又喝了酒，就爬到水塔上写反标。结果被枪决——幸好是“陪打”，并不真正枪决，判个死缓。

    除此以外，他们无论干了什么都没有错，因为他们是不被斗争的阶级。

    他们的文艺宣传队男女跺脚，把舞台顿得山响，然后右手握拳，右前臂横放胸前，左臂尽量拉直后伸，右脚前跨，左脚后伸，摆好这个奔赴战场的造型，就有节奏地前前后后动，一边高声呼喊：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世界者，我们的世界！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然后又站起来，列队行进，照样把舞台顿得山响，口中有节奏地反复高呼：“斗私——批修，砸烂——四旧！斗私——批修，砸烂——四旧！”乐队就拼命擂鼓。

    一

    只有一个非常低调，他叫王才来——不知道他父母为什么要给他取这样一个名字。他伯父王克柔，早年投身革命，原来在首都做官，但被揪出斗争，跟着他住的母亲——也就是王才来的奶奶——因“成分不好”被遣返回乡，但谁也不敢接纳她，于是住在山洞。其实那不是他的亲奶奶，他是他母亲改嫁后生的，他的生父是个船工。由于王才来的母亲是改嫁，建筑社为了严格执行阶级路线，仍然把他按“孝子贤孙”对待。

    那时候钻技术的人被人瞧不起，并且被认为是用生产冲击革命，而他认为他和别人不一样，他只有学技术一条路。

    他不仅“出身有问题”，而且是个独眼。在他童年的时候，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一颗“日本地瓜”，他拿了一把铁锤，想要锤掉表面的橡胶，“日本地瓜”倒是没有爆炸，但弹起来的碎屑打瞎了他一只眼。

    他进建筑社，被分配在当时谁也不愿意去的泥工组。泥工组又脏又累，要么机器一样搅拌灰浆，要么机器一样往楼上运输材料，要么一天到晚码砖砌墙，要么在烈日下或者寒风里钉房盖。他干活最多，沉默寡言，对一切报以顺从讨好的笑。他的独眼很亮，张大瞳孔看一切，好像随时准备逃走。他小小的脸乌黑粗糙，他个子不是很高，但手长脚长。他不留什么头式，他觉得头式于他无意义，随便理发师傅给他剪个什么。

    他父亲是“领江”，在江河上引导着船行的航向，所谓“领江领江，好讨婆娘。领江发烦，就要翻船”。他父亲告诉他要好好学技术。他于是遵从父亲的教导，拼命学技术，居然从一个搅拌工和挑灰浆桶的苦力成为技术工人。

    可就是因为这个，有一天晚上政治学习的时候，他被社里两个壮汉押上主席台，要他坦白交待“右倾翻案，带头走白专道路”的罪行。

    老主任撇了撇他那胡子底下两片肥厚的嘴唇，“啪”的一声把会计刚念完的文件拍到桌子上，打雷似地说道：“想拿技术来专无产阶级的政，你娃娃还嫩了点！”

    台下打雷似地怒吼道：“坦白交代！”

    王才来盯着地面，表情茫然，他不知道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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