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龚（即龚自珍）、魏默深（即魏源）之俦，其学在道咸后，虽不逮国初乾嘉二派之盛，然为此二派之所不能摄其逸而出此者，亦时势使之然也。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益不待言。世之言学者，辄伥伥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即沈曾植），以为亭林、东原、竹汀俦也。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歌诗，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己未二月，先生年正七十，因书先生之学，所以继往开来者以寿先生。

    然而，四年前即公元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２１日沈老先生已驾鹤西去。当时，大为恸哭的王国维挥毫写下了这样的一副挽联：“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在怀想与沈曾植老先生jiāo往几年间的点点滴滴中，王国维恍惚地又想起了几个月前的一个特别日子，那是当年即公元１９２６年７月３１日，这是好友密韵楼主人蒋汝藻的５０寿诞之日。当时，王国维应蒋汝藻之子蒋▲孙之邀，同样饱蘸深情地为好友蒋汝藻写了一篇“寿序”。在这篇“寿序”中，王国维十分感念蒋汝藻当年在上海时为自己学术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藏书，以及后来出资为自己刊印《观堂集林》之情谊，同时也对因密韵楼藏书散失而心绪变得寂寥的好友进行真诚地劝慰：

    余与乐庵居士生同岁，同籍浙西，宣统之初又同官学部，顾未尝相知也。辛亥后，余居日本，始闻人言今日江左藏书有三大家，则刘翰怡京卿，张石铭观察与居士也。丙辰之春，余归海上，始识居士，居士亢爽有肝胆，重友朋，其嗜书盖xìng也。余有意乎其为人，遂与定jiāo，由是得尽览其书。居士获一善本，未尝不以诏余，苟有疑义，未尝不与相商度也。余家无书，辄假诸居士，虽余椠明钞，专一力取之，俄顷而至。癸亥春，居士编其藏书目既成，又为余校刊《观堂集林》，未就，而余奉入直南斋之命。居士颇庄余行，余甚感居士意，而义不可辞，遂夙驾北上，逾年而遭甲子十月十日之变，自冬徂春，艰难困辱，仅而不死，而居士亦以贸迁折阅，至乙、丙间，遂亡其书。余在海上时，视居士之书犹外府也。闻其书亡，为之不怡者累日，顾苦无语以慰居士。岁六月，居士之子孙贻余书曰：家君今年五十矣，近颇寥落，丈盍作诗以宽之。余废诗久，无以塞孙意。因念孙年甫逾冠，濡染家学，嗜书不亚于居士，其于旧椠，若南北宋之别，浙本建本之异同，一见即能辨之；又嗜古器物，其所私蓄若唐镂牙尺，若金元钞板，皆宇内绝品。以余所见，南北名家之子弟，有出其家藏孤本以营差阕者，有鬻其宋椠书而月置数妾者，今观于孙，而知所以寿居士之道矣。盖往而必复者，天之道也；困而后作者，人之情也。自宋以来，吾浙藏书家以湖州为最盛，然其聚散亦屡矣，居士之先世亦曾亡其书矣，居士勤勤搜讨，二十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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