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重返皇宫紫禁城的梦想，这其中就有王国维的亲家罗振玉。罗振玉定居天津的时候，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小朝廷还没有被冯玉祥驱逐出宫，这就给那些“供职”在紫禁城里或散布在天津等地的遗老遗少们一种希望，他们中的许多人始终没有放弃复辟的念想。于是，当罗振玉定居天津与升允等“铁杆”遗老们的jiāo往日益密切之后，不仅他自己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之中，而且还借机“提携”了远在上海的亲家王国维。

    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中国和世界诸多国家一样都是多事之秋，而王国维的家事也不少。诸如，３月３０日为亦师亦友的沈曾植祝贺７０岁寿诞；诸如，４月份老友罗振玉从日本回国；诸如，５月份长子王潜明与罗振玉之三女罗孝纯结婚；诸如，９月初王国维脚气病发作，后至天津治疗时结识了升允；诸如，１０月份长子王潜明考取海关职员；诸如，１１月份三子王贞明调往江苏镇江下属火车站学习，同月六子王登明出生，同月次子王高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在这诸多家事中，王国维于１０月分应罗振玉之邀前往天津治疗脚气病，并因此结识满清朝廷高官升允是值得详细记述的一件大事。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２日，王国维抵达天津并入住罗振玉于英租界内暂租的寓所内，在这前后罗振玉曾专程前往河北易县拜谒清德宗光绪皇帝的陵寝，由此可见罗振玉应该属于十足的满清遗老。因此，当王国维来到天津治疗脚气病时，罗振玉特意将他向升允作了引见。

    出生于咸丰八年（公元１８５８年）的升允，字吉甫，号素庵，又号素存，蒙古镶蓝旗人，这位蒙古贵族不仅曾历任山西按察使、陕西巡抚、闽浙总督和陕甘总督等显职，而且还是一位学养深厚的金石学家。所以，当罗振玉将学术盛名播扬海内外的亲家王国维引荐给升允时，这位有“素帅”美誉的满清贵族对王国维极为欣赏，而王国维也因为罗振玉对升允有“器识果断，当推素公为第一”的评价，同样对他很是敬重。而这位“素帅”升允，民国以前因为是满清朝廷的达官显贵，所以在溥仪退位后始终积极地谋求复辟。早在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升允就曾潜往日本谋求外援以图复辟，这使他在整个遗老遗少中赢得了极高的声望。而这时，正在日本避风的罗振玉闻知升允也在日本的信息后，遂专门前往升允在京都的“中野别墅”拜望，就此两人一见如故，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辫帅”张勋在北京实施复辟时，这位“素帅”升允被溥仪委任为大学士，由“素帅”升格为“素相”。再后来，张勋复辟闹剧瞬间破灭，升允随即也潜往天津租界寓居，但复辟之心并不曾泯灭。而今，王国维因为罗振玉的引见结识了这位满怀复辟之心的前满清遗老领袖，随后他被溥仪小朝廷一纸“谕旨”宣入紫禁城，也就实在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

    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６日，逊帝溥仪在紫禁城里降下了这样一道“谕旨”：“杨钟羲、景方昶、温肃、王国维，均著在南书房行走。”南书房，位于紫禁城乾清门西南，原是清朝皇帝读书的地方；行走，作为清朝的一种官阶职称，相当于前朝的文学侍从，其主要职责无非就是帮助皇帝处理点文字事务。不过，满清王朝时能充任南书房行走一职的，虽然没有一定人数和官阶品秩之规定，但起码也要是进士、翰林出身。而在溥仪这道“谕旨”中所指定的四位南书房行走中，除了王国维之外其他三位都是进士出身，故当王国维得知自己以一名“诸生”的身份入选其中时，自然备感荣幸和激动。对此，在王国维随后写给友人的一些信件中不难看出，这从《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可得证明，在此不赘。关于这一点，许多人都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出于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和人品的敬重，而有所讳言或根本就不予承认。其实，对于这种心态我们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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