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上对错问题，我们姑且不论，反正在同一封信中王国维还向北京大学发出了决裂的“宣言”：

    弟近来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所有二兄前所属研究生至敝寓咨询一事，乞饬知停止。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亦乞取消。又前胡君适之索取弟所作《书戴校水经注后》一篇，又容君希白抄去金石文跋尾若干篇，均拟登大学《国学季刊》，此数文弟尚拟修正，乞饬主者停止排印，至为感荷。

    就此，以王国维单方面终止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前往其寓所请学事宜和坚决辞去该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一职，以及向胡适和容庚索回他们日前拿去准备刊用的文稿并宣布“停止排印”为标志，结束了王国维与北京大学的合作。这时是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底，王国维已经“行走”在满清小朝廷的南书房，但也将结束他与小朝廷在名义上的瓜葛。那么，下面我们实在应该将目光转向王国维就任满清小朝廷南书房行走一职，以及他在其中尴尬无奈的境地，因为这是他在随后自沉颐和园昆明湖悲剧中不能摆脱的前因。

    第六部分

    京都际运

    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５月２５日，享有隆盛学术声名的王国维自上海北上进京，这是他第二次融入京城这个大染缸，虽然他是一位洁身自好的纯粹学者，但在政治和社会的染缸里谁也无法幸免，何况王国维是直接与污染源相接触，这就使他的生命之剧被浓重地染上了悲情色彩。在这一悲剧中，王国维本不是主演，但在这里他则当之无愧地是被命运和时代这两个导演所cāo纵的真正主演，虽然演出的过程中他也曾有过抗争和自觉的逃避，但命运就是命运，它在社会巨变的漩涡中终究摆脱不了时代魔力的控制。于是，民国十六年（公元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王国维只能以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一千多年前汨罗江边那惊人的一跳拉下帷幕。这就是王国维的京都际运。

    第二十三章

    “行走”南书房

    王国维是应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之“诏”进京的。在详细记述王国维就任满清小朝廷南书房行走一职之前，实在有必要将此前有关事宜向读者作一jiāo代，否则行文突兀将难以避免。那么，王国维是因何得以进入满清小朝廷南书房的呢？

    王国维不是真正的遗老，但他jiāo往的人员中则多是以遗老自居的“铁杆”遗老，诸如沈曾植、升允和罗振玉等。王国维之所以始终与遗老们为伍，那完全是以学问为纽带而形成的，因为这些遗老们多是国学根底深厚的学者。不过，客观点说，由于王国维与这些遗老们经常接触且jiāo谊深厚，时间长了他自然会产生一种遗老情结。而促使王国维这种遗老情结更进一步的，或者说将他直接推入到遗老行列的，那当属与王国维心意相投且相知很深的“神jiāo”之友罗振玉了。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春末，流寓异域日本近十年的罗振玉，终于回到了中国上海。旋即，罗振玉将三女罗孝纯嫁与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之后，便携全家人前往距离京都最近的大都市天津定居。

    作为中国北方商贸、金融和经济中心的天津，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期间曾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角色。重要的是，先有末代皇帝溥仪和他小朝廷的遗老遗少们迁居其中，后有民国五任总统的命运与天津这座城市休戚相关；独特的是，作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租界区，居住在天津的洋人和中国近代名人之多，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而这些拥有豪华别墅、雇佣诸多仆役、享受着锦衣玉食的前清遗老遗少、金发碧眼洋人、豪绅巨贾、下野政客、落拓军阀和投机商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都将天津作为他们尽情享受、休闲娱乐和“疗伤”的福地。当然，对于前清遗老遗少们来说，他们在天津“疗伤”的同时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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