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解的同时，似乎还应该有勇气正视它，否则偏袒之责难以避免。对于王国维欢欣应诏的心理动因，笔者比较认可钱剑平先生的举例和剖析，故引摘如下：

    诚然，作为知识分子在中国那个年代能得到皇帝，尽管是被废的皇帝的重视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像胡适这样高举反封建大旗的新人，在电话里听到废帝溥仪要他进宫召见的消息后，也有莫名的情感，赶紧坐车前往不敢懈怠。（关于胡适进宫一事，笔者曾在拙作《守望紫禁城》中有过细致的描述。）胡适在１９２２年５月３０日应溥仪之请，入宫拜见“皇上”，引起国人的嘲笑；后来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冯玉祥倒戈回师，推翻曹锟，赶走吴佩孚，改组内阁并驱逐废帝溥仪出宫。对此，胡适致信外长王正廷，抗议冯玉祥驱逐废帝；后来胡适又作为“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参加段祺瑞政府的“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胡适的这些举动，并非像有的人所讲的是他一只脚踏学术文化，一只脚踏政治的投机文人。而应该理解为是他作为一个学者，对清朝统治者的一种情结，一种思想文化上的情结。因为那个年代，人们很容易把溥仪的皇宫看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或者说是封建文化的象征。中国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悠久而深远，顽固而不化。一次匆匆忙忙的辛亥革命，显然是不可能“埋葬”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封建文化。其间，更不要说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共同的财富，它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继承xìng。

    所以，当王国维被逊帝溥仪“降诏”“著在南书房行走”时，既表明溥仪对王国维学识的认可与看重，又无疑是浓结了王国维的一种封建文化情结。无论如何，关于王国维欣然就任南书房行走一事，在那个时代实在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人们似乎不应该以今天的标准和眼光予以挑剔。

    王国维是何时接到溥仪“谕旨”的，手边没有资料可以确证，但可以得知罗振玉是在溥仪“降诏”的第二天，便急忙写信告诉王国维并催促他尽快北上就职了。在这封信中，罗振玉不仅简单地介绍了杨钟羲、景方昶和温肃等三人的有关情况，还兴奋地写道：“此四君子皆一时之选，比年来第一快事。幸早日北来，以付同志之望，此不仅为公贺者也。（月俸亦不薄，足供旅用。）”而这时，王国维因为岳母潘太夫人于同年４月１０日病故，正在家乡海宁办理丧礼事宜，等到他返回上海时竟收到了罗振玉多达五六封催促北上的信件。不仅如此，罗振玉似乎比王国维对“行走”南书房一事还要上心，因为他早早地就为王国维治好了两方印章，一方是姓为阳文名为yīn文之印，另一方则是“文学侍从”之印。在这里，如果将罗振玉如此热衷王国维就任南书房行走一事，与先前他将王国维引荐给升允相联系起来考虑的话，却给人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那就是升允最初为什么没有举荐罗振玉而是王国维“著在南书房行走”呢？当然，后来罗振玉终于和王国维一样“行走”在南书房，但其间毕竟发生了诸多变化。这是后话。

    在罗振玉“一日三电”的催促下，王国维终于在溥仪降下“谕旨”４０天后从上海起程了。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而有趣的事。试想，中国古代不仅有“朝奉诏夕至死矣”的严格“法律规定”，而且王国维在“接诏”之初也曾表现得极为兴奋和激动，而如今他却为何迟迟不“奉诏”进京呢？如果按照王国维回复罗振玉信中的说法是因为有诸多私事要处理的话，那面对“谕旨”王国维岂能如罗振玉所说“私意未敢谓然”？而如果不是因为诸多私事羁绊的话，那么王国维又为何一再拖延“奉诏”进京的时间呢？如果这是一部《王国维评传》的话，笔者也许会单独列出一章予以重点解析，而在此只能提出并留下这一悬疑了，因为等待王国维进京的还有诸多烦心事呢。

    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５月２５日，王国维与男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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