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字母’及‘共和以前年代’二条，其事甚为烦重，非数年之力所能毕事，姑提出以备一说而已。”也就是说，王国维在这里点出了所提四题中的难易，以供研究者参考。确实，例如其中提到的“共和以前年代”一题，这就是近年来中国集中诸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历时多年才基本完成的极为著名而辉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王国维提出以上四个研究课题之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便有五名研究生选中其题，并向写信请教应该如何研究等问题，而王国维也在与这些研究生的大量通信中提出了自己研究的方法，且完全是一种朋友式的学术jiāo流，丝毫没有学术大师那种居高临下的做派。

    与王国维精心指导学生展开学术研究所不同的是，王国维作为曾致力于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位先行者，他还积极地为北京大学学科建设建言献策，例如他在写给马衡的信中就提出：“现在大学是否有满、蒙、藏文讲座？此在我国所不可不设者。其次则东方古国文字学并关紧要。研究生有愿研究者，能资遣法、德各国学之甚善，惟须择史学有根柢者乃可耳。此事兄何不建议，亦与古物学大有关系也。”王国维如此前瞻xìng的建议，今天都已经实现，而在当时能提出这样的建议，可见王国维作为学术大师和教育改革先行者，确实是目光深邃而远大。

    然而，王国维与北京大学的这种愉快合作，后来竟因为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在报刊发表的一篇宣言而宣告结束。

    关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在报刊上发表的《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我们从王国维写给沈兼士和马衡的一封信中不难明了其中的缘故。王国维在信中这样义愤填膺地说道：

    昨阅报纸，见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不胜骇异。大宫山古迹所在地是否官产，抑系皇室私产；又是否由皇室赏与洵贝勒，抑系洵贝勒自行购置，或竟如宣言书所谓强占？均有研究之余地。因洵贝勒之毁坏砖塔，而即谓其占据官产，已无根据；更因此而牵涉皇室，则尤不知学会诸君何所据也？至谓“亡清遗孽，擅将历代相传之古器物据为己有”，此语尤为弟所不解。夫有明一代学术至为简陋，其中叶以后诸帝尤不悦学，故明代内府殆无收藏可言。至珍异玩好，甲申之变已为闯贼搜刮殆尽。明亡于是年三月，而大清世祖章皇帝始于十月自盛京入居大内，宫廷空虚垂六阅月，其间明之遗物闯贼劫掠之所剩者又经内监之隐匿、宵小之攘窃，殆无孑遗。故顺治初年故宫遗物阗溢都市，吴梅村《读史偶述》诗云：“宣炉厂盒内香烧，禁府图书洞府萧，故国（物？）满前君莫问，凄凉酒盏斗成窑。”又《送王员照》诗云：“内府图书不计钱，汉家珠玉散云烟，而今零落无收处，故国兴亡已十年。”当日布棚冷摊情形如此，是本朝入关以后未尝得明代之宝器也。其可谓历代相传之古器物者，近如国学之石鼓，稍远者如房山之石经，远者如长安之碑洞，皇室未尝据为己有也。其可谓历代相传之古籍者，惟内阁大库之书籍多明文渊阁之遗，此于宣统初年我皇上即以之立京师图书馆，其支流为今之历史博物馆，皇室未尝据为己有也。今日内府之所藏，皆本朝二百余年之所搜集，其大半购自民间，其小半得于臣工之所进奉，《高宗纯皇帝御制文集》题跋一类，与《御制诗集注》中历纪其事，可覆按也。故今日宫中储藏与夫文华、武英诸殿陈列诸物（此二殿物民国尚未缴价以前），以古今中外之法律言之，固无一非皇室之私产，此民国优待皇室条件之所规定，法律之所保护，历任政府之所曾以公文承认者也。夫以如此明白之私产而谓之占据，是皇室于实际上并未占据任何之财产，而学会诸君于文字上已侵犯明白之私产矣。夫不考内府收藏之历史与优待条件是为不智；知之而故为是言是为不仁；又考古学会反对内务部《古籍古物古迹保存法章草案意见书》，于民国当道提取古物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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