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他于四个月后再次请即将就任北京大学文科金石学讲师的马衡向王国维发出了第二封邀请信，这时是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１２月。这年隆冬时节，经过一番改造的北京大学可谓是红红火火，而蛰居在上海吴兴里一栋陈旧老宅底层里的王国维，却冬烘在他那自名为“尚明轩”的书斋中。江南的冬天向来比北方寒冷，即便气温高于北方，也会因为室内不设暖气和空气潮湿等原因，而使yīn冷之气侵袭人的周身。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冬天的上海，由于气温比以往要低的多，这使居住在偏僻寓所里的王国维感到更加寒冷，以致手不释卷的他不得不放下书籍，捧着手炉在室内踱来踱去。因为天气过于寒冷，于同年９月出生的三女王松明在隔壁房间里不停地哭闹着，这也搅扰得王国维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北京大学的盛情邀请。于是，王国维索xìng放下手炉走出房门，任凭寒风越过不高的院墙在小院内肆虐。经过寒风刺激的王国维，猛然想起已成莫逆之jiāo的学界前辈沈曾植，他就居住在距离吴兴里自己寓所的不远处，何不向他请教呢？可转念一想，王国维又打消了这一想法，因为他明白以前清遗老自居的沈老，时刻也不曾忘记复辟的念头，他这时如果向他讨教是否到满清首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一事，这位复辟思想严重国学硕儒一定会表示赞同，而这却不是这时王国维之所想。那么，还有谁可以商讨呢？对，还有远在日本京都的老朋友罗振玉。想到这，王国维遂转身返回了“尚明轩”，稳稳地坐定在书桌前，先用温水化开几日不用便已冰冻的砚台里的浓墨，然后提笔展纸写信给罗振玉诉说道：“北学之事，若询之寐叟（即沈曾植），必劝永行。然我辈乃永抱悲观，则殊觉无谓也。”写完这封信后，我们不知王国维是否等到罗振玉的回信，反正他于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元旦这一天很是忙碌，先是一大早就前往沈曾植府上拜访，但并没有谈到北京大学向他发出第二次邀请一事，而是对当前国内外局势表示了共同的担忧和悲观，随后他又走访好友孙益庵，谈起自己到蒋汝藻密韵楼编写书目以增加家庭收入的想法。元旦过后，王国维于第二天再次来到沈曾植家中长谈，在谈到北京大学邀请他就任该校教授时，沈曾植果然表示支持。对此，王国维随后写信告诉罗振玉说：“北学事，寐谓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嘱托，可以应命，并谓可乘此机北行，做二月勾留。”很显然，沈曾植希望他们认为同样是遗老的王国维，可以借此机会在北京联络其他遗老，共同运动复辟之事。当然，王国维并不认为自己是遗老，他始终将自己定位在学者这一身份上。所以，王国维基于种种原因再次婉拒了北京大学的邀请。

    关于北京大学第三次邀请王国维一事，在诸多书刊中记载尤其混乱。诸如，钱剑平先生说：“１９２０年底北京大学第三次向王国维发出了邀请。”诸如，陈铭先生说：“北京大学曾三次邀请王国维去任教，都是通过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马衡发出的……这三次邀请分别是１９１７年、１９１８年和１９２０年。”如果不挑剔其他方面的不实之处（如北京大学第一次邀请王国维时马衡并没有到北京大学任教），而将钱剑平先生所说与陈铭先生所列举相对照，倒是可以基本印证北京大学第三次向王国维发出邀请的时间，是他们所说的民国九年，即公元１９２０年。然而，陈鸿祥先生却另有说法：“首次聘请搁了下来。半年以后，北大派来了‘使者’，登门面请，时为１９１８年６月２５日。”在这里，陈鸿祥先生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６月２５日的邀请是北京大学向王国维发出的第二次，但从上下文来看，这无疑就是北京大学的第二次邀请。如果这是北京大学向王国维发出的第二次邀请的话，单从时间上来说倒与陈铭先生所说相符，但与北京大学此前已经有的两次邀请，即民国六年（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