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１９１７年）９月和１２月这两次邀请则有所冲突。所以，如果将这三位先生所说与王国维年谱等其他资料相对照的话，则不难发现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６月２５日的邀请应为北京大学向王国维发出的第三次邀请，即便这个时间与钱剑平先生和陈铭先生所说第三次邀请的时间不相符合，也与陈鸿祥先生认为此时的邀请为第二次邀请在次数上不对应，但是按照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９月和１２月已有的两次邀请算下来，这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６月２５日的邀请无疑是北京大学向王国维发出的第三次邀请。关于这次邀请的具体情况，王国维于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６月２６日即北京大学第三次邀请的第二天，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这样说道：“京师大学昨有使者到此，仍申教授古物学及宋元以后文学之请。永对以哈园有成约，并一时不能离沪情形。闻尚有第二次人来，将来拟以哈园一信复之。”在这里，王国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字，但却涵盖了这样几个方面的信息：一、北京大学第三次邀请是派专人前来，但不知来人是谁；二、这次来人面请时再次申明了将教授的内容，想来教授内容在以上邀请信中曾涉及过，否则王国维不会使用一个“仍”字，在此之所以提出，是因为这竟被许多王国维的研究者所忽略；三、王国维不仅表示了明确的拒绝，而且还听说北京大学将第二次派人前来邀请的信息；四、王国维已经想好了拒绝来人的托词。

    此后，关于王国维的情况：先有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９月日本友人内藤虎次郎邀请王国维到京都大学任教，后有王国维兼任哈同花园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再有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３月３０日为亦师亦友的学界前辈沈曾植庆祝７０寿诞，接着就是罗振玉于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４月由日本回国，同年５月王国维长子王潜明与罗振玉三女罗孝纯结为伉俪，可以说是事务繁忙。而北京大学方面则更是风云变幻莫测，如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bào发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三天后蔡元培辞职离京，在天津写信对“五四运动”表示支持。随后，蔡元培先到上海再赴杭州，先后两次拒绝北京政府方面电请其回校任职，直到同年７月９日当政府答应其邀请后才致电媒体表示复职，但真正返回北京大学则是９月１２日的事了。经过诸多事变之后，蔡元培依然没有忘记聘请王国维到北京大学就职一事，于是就有了第四次的邀请。

    北京大学向王国维发出第四次邀请的时间，应该是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底。是年，马衡受蔡元培之命先是来到天津，准备聘请已经定居天津法租界的罗振玉担任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并希望通过罗振玉这位王国维的多年好友、学术同道兼亲家翁来向王国维发出邀请。面对北京大学的邀请，罗振玉当时是何态度不太明了，但从随后他写给蔡元培长达数千言的《古器物学研究议》的答书来看，他对就任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并不感兴趣，也就是说没有应聘。不过，罗振玉虽然没有应允北京大学的聘请，但他则当着马衡之面向王国维写了一封“诚劝”其应聘的信件。随后，马衡便信心十足地亲自赶往上海，向王国维表示当面邀请的诚意，没想到王国维还是婉言谢辞了。原来，罗振玉没有应允北京大学的邀请，他也不希望王国维应聘，所以就有了紧跟其后的给王国维的第二封信。在这一封信中，罗振玉声明说第一封信并非是其真意，而是碍于马衡之面“不得不以一纸塞责”。接着，罗振玉则吐露其真意，也希望王国维与他一样“设辞谢绝”。有此暗藏“机关”，马衡出面邀请王国维再一次未能如愿，也就实在是必然的事了。当然，王国维这时应聘北京大学确实有自己的难处，这从他随后写给罗振玉的回信中不难看出。王国维在回信中说：“马淑翁（即马衡）及大学雅意，与公相劝勉之厚，敢不敬承。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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