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沪日久，与各界关系甚多，经手未了之事与日俱增，儿辈学业多在南方，维亦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前年已与马淑翁面言，而近岁与外界关系较前尤多，更觉难以摆脱，仍希望将此情形转告淑翁为荷。”在这封信中，王国维不仅坦诚己见，而且还透露了“前年已与马淑翁面言”一语，这表明前年即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王国维一定与马衡当面谈及自己不能应北京大学之聘的实际情况，虽然限于手边资料还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是在前两次邀请中的某一次相见，但至少表明王国维为人处世就像他治学一样，确实是鲁迅先生所评价的那样，是一个“老实如火腿般”的真正而忠厚的学者、老实人。不过，无论王国维是听从罗振玉之真劝而“设辞谢绝”，还是确实有难以应聘之事，马衡在表示遗憾的同时，也非常理解王国维之所为。而当马衡回京向校长蔡元培如实汇报有关情况之后，蔡元培又仔细阅读了罗振玉的《古器物学研究议》答书，遂改变策略但不改变其宗旨地向王国维发出了第五次邀请。

    北京大学向王国维发出第五次邀请的时间，应该是距离第四邀请有一年之隔，即民国九年（公元１９２０年）底。这时，北京大学已经成立了国学研究所，希望能聘请到像王国维这样一流的学术大师担任研究所的学术远程指导导师。为了使这一次聘请获得成功，北京大学采取先由马衡出面向王国维发出邀请信，随后再由马衡之兄、北京大学教授马幼渔委托即将返回上海的张尔田当面向王国维表达北京大学聘请他的诚意，并说明考虑到王国维的实际情况，改北上进京教授为坐镇上海实施书信方式的远程指导即可。对于北京大学及其校长蔡元培等人表示出的如此之诚恳厚意，王国维终于有所感动。于是，王国维于第二年即民国十年（公元１９２１年）２月初诚恳地向马衡回信说：“来书述及大学函授之约，孟劬（即张尔田）南来亦转达令兄雅意，惟体稍孱，而沪事又复烦赜，是以一时尚不得暇晷。俟南方诸家书正顿后再北上，略酬诸君雅意耳。”在这封信中，王国维虽然明确说明自己应允聘请之语，但也没有像以往几次那样表示婉言拒绝。

    为此，当蔡元培于民国九年（公元１９２０年）底出访欧美至民国十年（公元１９２１年）９月初回国后，再次派遣马衡前往天津，先是聘请罗振玉担任北京大学研究院的函授指导导师，在得到罗振玉肯定的应允之后，再由马衡驰书上海聘请王国维。在这封信中，马衡这样写道：“大学新设研究所国学门，请叔蕴先生（即罗振玉）为导师，昨已得其许可。蔡元培先生并拟要求先生担任指导，嘱为函恳，好在研究所导师不在讲授，研究问题尽可通信。为先生计，固无所不便；为中国学术计，尤当额手称庆者也。”这一次，王国维终于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请，这时已是民国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３月了。北京大学历时五年之久锲而不舍地聘请王国维这一位学术大师的举动，单就其诚意来说远比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对于北京大学和蔡元培而言，他们不仅聘请到了一位真正的学术大师，也体现了蔡元培作为卓越而伟大教育家那比天还辽阔的胸怀；而对于王国维来说，在应聘后的几年间他确实将自己渊博的学识、独特的治学方法和对教育改革的真知灼见，都“老实如火腿般”地贡献给了北京大学和他的学生，这就是王国维这位笃实君子、纯粹学者的品行。

    不过，在王国维正式履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职责之前，还发生了拒收“金”之美谈。

    原来，王国维应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后不久，北京大学便于当年７月专程派张嘉甫前往上海，面jiāo马衡书信和２００元“金”。不料，抱定不素食信念的王国维收下马衡的书信，而坚决拒绝了“金”。为此，王国维在第二天即民国十一年（公元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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