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无论北京大学是因何而向王国维发出的邀请，都不妨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健将对王国维这位国学大师的客观评价和崇敬。例如，胡适于民国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８月２８日在日记这样写道：“现今中国学术界真是凋敝零落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姑且不论胡适这一评价如何，就其中透露出他对王国维的敬仰，则毫无疑问。其实，胡适说这番话时他还不曾见过王国维，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于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６月自美国回国途经上海时，一定在上海更加风闻了王国维的学识和人品，否则也不会有他于两个多月后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时向蔡元培举荐的“传闻”。其实，关于胡适举荐王国维就任北京大学教授是否是“传闻”一说，并没有穷根究底之必要，也不影响他后来竭力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举荐王国维的这一事实。这是后话。

    总之，王国维于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９月２日收到了北京大学的第一封邀请信。北京大学邀请王国维就任文科教授之举，是通过王国维当年在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的同学兼同乡马衡进行的。不过，面对北京大学的邀请，这时正沉浸在甲骨文研究中的王国维，并没有因为马衡是同乡好友而应允。北京大学之所以请当时还未到北京大学任职的马衡担当这一使命，大概是因为一时还没找到能向王国维进言之人，而马衡的哥哥马幼渔这时则任教于北京大学，于是便由与王国维jiāo谊不错的其弟马衡出面了。对于北京大学的这一邀请，即将杀青甲骨文里程碑之作《殷周制度论》的王国维，并没有因为生计依然窘迫而贸然答应。对此，王国维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说：“前日蔡元培忽致书某乡人，yù延永（即王国维“永观”之号的谦称）为京师大学教授，即以他辞谢之。”同月，王国维在完成《殷周制度论》之后，又转身投入到古音韵学的研究之中。

    对于王国维的婉言谢绝，胸怀远大的蔡元培也许有所预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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