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之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内，即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１０年）１月他就将斯坦因撰写的《中亚西亚探险谈》（又名《流沙访古记》）翻译成中文，但这毕竟不是王国维的第一篇敦煌学论文，所以他自己记于“辛亥六月”即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７月撰写的《唐写本<太公家教>跋》一文，当属王国维正式开始敦煌学研究之作。那么，《太公家教》是怎样一部书，王国维又为什么会选择它作为自己敦煌学研究发轫之作呢？

    在民国九年（公元１９２０年）第１７卷第８号的《东方杂志》上，王国维撰有《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其中，王国维引录有关于《太公家教》一书作者概况及成书原因的一段原话：

    □□□□代长值危时，望（亡之讹）乡失土，波迸流离。只yù隐山居住，不能忍冻受饥；只yù扬名后代，复无宴婴之机。才轻德薄，不堪人师，徒消人食，浪费人衣。随缘信业，且逐时之随。辄以讨其坟典，简择诗书，依经傍史，约礼时宜，为书一卷，助幼童儿。

    由此可知，《太公家教》应该是由落魄老书生编撰的一部教育儿童的启蒙读物，相当于《三字经》、《百家姓》和《幼学琼林》等。对此，王国维根据书中“多用俗语，而文极芜杂无次序”的情况，遂考证说：《太公家教》一书“盖唐时乡学究之所作也。”不过，即便是“唐时乡学究之所作”，王国维也没有轻视《太公家教》，而是认为该“书全用韵语，多集当时俗谚格言，有至今尚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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