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姑且不论赵和平先生为何只提出“叶、罗、刘”三位中国学者而忽视日本学者藤田剑峰，单是说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在这三位之上一语，这个评价倒也是客观公正的。那么，王国维在敦煌学方面到底有何研究成果，他对于敦煌学发轫又有何贡献呢？

    在解析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领域内的卓越成果之前，笔者想先引录王国维于民国十四年（公元１９２５年）暑假时应清华大学学生会邀请所作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公开演讲中的一段话。在这一讲演中，王国维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归纳为“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和“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这五个方面。其中，关于“敦煌遗书”王国维这样说道：

    汉晋牍简，斯氏（斯坦因）均由人工发掘得之，然同时又有无尽之宝藏于无意中出世，而为斯氏及法国伯希和教授携去大半者，则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五代宋初人所书之卷子本是也。千佛洞本为佛寺，今为道士所居。当光绪中叶，道观壁坏，始发见古代藏书之窟室。其中书籍居大半，而画幅及佛家所用幡幢等亦杂其中。余见阳端氏（端方）所藏敦煌出开宝八年灵修寺尼画观音像，乃光绪己亥所得。又，乌程蒋氏（蒋汝藻）所藏沙洲曹氏二画像，乃光绪甲辰以前叶鞠裳学使（昌炽）视学甘肃时所收。

    在这里，王国维提到自己从“阳端氏”和“乌程蒋氏”两人处见到了从敦煌流散出来的一些散件，虽然他没有说明他是何时得见这些散件的，但“阳端氏”（端方）所藏的“开宝八年灵修寺尼画观音像”则是“光绪己亥所得”，也就是光绪二十五年（公元１８９９年），这个时间竟比道士王圆发现“敦煌遗书”的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还早，想来这一散件虽不属于“敦煌遗书”，但王国维明确地说明是由“敦煌出”，这就表明王国维关注敦煌出土古物的时间要早于“敦煌遗书”发现之时。另外，“乌程蒋氏（蒋汝藻）所藏沙洲曹氏二画像”，王国维也明确地说明是在“光绪甲辰以前”从那位甘肃学政叶昌炽手中所出，光绪甲辰即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这个时间也要比“敦煌遗书”被押运到北京早的多。由此可知，王国维对“敦煌遗书”的研究并非局限于伯希和所得，这很显然对他撰写敦煌学发轫之作有一定的优势。

    当然，以王国维独特而深邃的学术视角，他对一门新兴学问的研究向来不同于别人，他总是高屋建瓴、独辟蹊径。例如，在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９月当王国维与罗振玉等人一同观看抄录伯希和所得“敦煌遗书”时，他不仅与罗振玉等人一起积极地校勘和研究这些敦煌写卷，还撰写了《唐写本敦煌县户籍跋》、《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和《唐诸家切韵考》等大量论文，其内容涉及制度史、宗教史、俗文学、西北历史地理和古音韵学等诸多方面，且论述深度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关于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中，将其视角扫shè到他所谙熟的历史、地理和音韵学等方面的成就，因为这些内容在甲骨文研究中多有涉及，在此不赘。下面就王国维在“敦煌遗书”中对俗文学的研究成果例举一二，以窥见其在这一当时及现在人们都不太重视的领域中的突出贡献。

    确实，王国维研究“敦煌遗书”实在是与众不同，他没有像那些守旧学者那样只将目光习惯xìng地盯在参证正史等方面，虽然他也撰写了这方面的学术文章且水准要高人一筹，但他还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不为人们注意或重视的“边角料”，并开拓出了敦煌学中一个崭新而有趣的学术研究方向。例如，王国维撰写的第一篇敦煌学文章《唐写本<太公家教>跋》。在这里有必要先说明一下，因为王国维在观看、抄录伯希和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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