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亲自从伯希和口中听说，而且也曾亲眼目睹过其中的部分写卷。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引起这位京师图书馆馆长的注意和重视，他反而认为这是一大“奇闻”。对此，缪荃孙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伯希和到图书馆，言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乙千余卷函，有唐人《沙洲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刻板，奇闻也。”现在想来，作为堂堂京师图书馆馆长的缪荃孙竟然将自己亲眼目睹的“敦煌遗书”一事视作“奇闻”，这实在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奇闻了。

    说了这么多锥心之事，我们还是来看看关于“敦煌遗书”最初的研究情况吧。

    最早接触“敦煌遗书”的学者，应该说是前面提到的那位甘肃省学政（相当于现在一省之教育厅厅长）的叶昌炽。这位出生道光二十九年（公元１８４９年）的叶昌炽，字颂鲁，又字鞠裳，号缘督，江苏苏州人，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到甘肃省任学政，其一生以辑录和校勘古佚书、古碑刻为最大的嗜好，是一位金石学家。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当叶昌炽收到敦煌县知县汪宗瀚寄呈“敦煌遗书”中的几件碑拓和《水陆道场图》绢画及四卷唐人《大般涅经》之后，便在日记中对其进行了记录、考订和研究。第二年，叶昌炽又亲自来到酒泉进行考察，并从汪宗瀚和王宗海处得到绢本《水月观音像》、《地藏菩萨像》及写本《大般若经》和《开益经》等。随后，叶昌炽不仅对这些卷本和写本均有考订，而且还将其见闻和考订都写进了他的著述《语石》和《州石室录》中。由此可见，叶昌炽应该算是敦煌学研究的第一人。

    而第一位公开发表敦煌学文章者，就要数罗振玉了。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９月，当罗振玉在北京苏州胡同伯希和寓所内观看、抄录部分“敦煌遗书”后，一边敦促朝廷学部下令甘肃地方当局封存依然留存在藏经洞中的“敦煌遗书”，一边着手对从伯希和处抄录的内容进行考证和校勘，随后编撰成《敦煌石室遗书》由诵芬室刊印发行。在这部《敦煌石室遗书》中，不仅收录有罗振玉本人对“敦煌遗书”考订的文章，还有蒋黼的《沙洲文录》和曹元忠的《沙洲石室文字记》等以序跋形式考证敦煌沙洲史事的文章。这应该算是中国学者研究“敦煌遗书”最早一批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

    而最早发表“敦煌遗书”研究专著的，则是王国维的日本老朋友藤田剑峰。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１０年）８月，始终跟随在罗振玉身边的藤田剑峰以《敦煌石室遗书》为底本，并参照罗振玉的《校录札记》，撰写并在北京印行了《慧超传笺释》一书。对此，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刘方女士认为，这应该是以敦煌文献为研究对象最早发表的专著。

    另据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李伟国先生在《敦煌话语》一书中所说：“如要说最早在刊物上发表敦煌学论文的学者，可能是刘师培。刘氏江苏仪征人，１９１１年在《国粹学报》第七卷１∽８期发表《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１９篇，所据也是伯希和所得敦煌写卷。”好在李伟国先生在这里用了“可能”两个字，否则则要埋没罗振玉最早在刊物上公开发表相关文章的头筹了。因为早在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罗振玉就撰写了《莫高石室秘录》（疑是《鸣沙山石室密录》）一文，并于当年发表在《东方杂志》第六卷１１和１２期上，虽然这不是纯粹的学术著述，但其中考订色彩并不比刘师培那《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等１９篇论文逊色。

    不过，在《敦煌话语》一书中接着李伟国先生话语的，还有赵和平先生对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中的评说：“早期研究敦煌学最有成就的除了上述叶、罗、刘三位外，还有大学者王国维，他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可以说还在上述三位之上。”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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