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历法、算学、历史、地理、政治、贸易、哲学、军事、民族、民俗、音乐、舞蹈、文学、语言、音韵、文字、名籍帐册、函状、表启、类书、书法、医学、兽医、工艺、体育、水利、翻译和曲艺等等等等，可以说是极为广泛地反映了中古社会的方方面面，是研究中古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和补充参证。

    然而，关于“敦煌遗书”的数量，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凿的答案。如此，只好根据敦煌研究院最新的研究统计，向读者作以大致说明：目前世界上共有１４个国家和地区收藏有敦煌文献，它们分别是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美国、德国、丹麦、印度、芬兰、韩国、澳大利亚、瑞典和中国台湾。其中，中国保存有约１８５００件、俄罗斯１９０００件、英国１３３０００件、法国６０００件、日本１０００件、美国２５件、丹麦１６件、德国３件，另外印度、芬兰、韩国、澳大利亚和瑞典等国还有数量不等的敦煌文献。目前，在中国大陆的“敦煌遗书”主要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甘肃省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和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等２９个博物馆或图书馆中，其中数量最多的为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敦煌研究院、上海图书馆和甘肃省博物馆，分别收藏有敦煌文献１６０００件、２０５件、３００件、８００件、１８９件和１３８件。另外，在中国台湾的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还藏有１４４件敦煌文献。以上说的是件数，而不是“敦煌遗书”的卷数，若以卷数而论，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由敦煌运到北京时只有残存的８６９７之卷，这与当初道士王圆发现近５００００卷相比竟不足五分之一！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要感谢一个人王国维的老朋友罗振玉。

    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当罗振玉与王国维等人应邀前往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北京苏州胡同的寓所内观看并抄录部分“敦煌遗书”时，他们还从伯希和的口中得知了敦煌藏经洞内依然藏有诸多古文书写卷的信息。随即，由罗振玉向学部左丞乔茂楠汇报，并以学部的名义亲自起草电报，要求陕甘总督毛庆蕃封存藏经洞，并先行出资购买散落民间的“敦煌遗书”，所花费用随后由朝廷学部电汇偿付。然而，当乔茂楠与学部人员协商后，虽然电报及时发往了陕甘总督署，但却将电文中随后支付费用这一句话删除了。对此，深谙当时清廷官员办事积弊的罗振玉，担心陕甘总督会因此而拖延办理此事，随即又找到京师大学堂总监刘廷琛，希望由京师大学堂支付这笔资金。而这位日后在“敦煌遗书”押解人员何震彝的京城宅第内积极参与挑拣珍品经卷藏入自家书房中的总监大人，竟然以“大学堂无此款”一句官话搪塞罗振玉，这使深深明白“敦煌遗书”学术价值的罗振玉当场激愤起来。于是，罗振玉当即表示说如果京师大学堂不愿支付这笔资金，他将从由自己负责的京师大学堂农科里节省经费予以支付，不足部分则以自己的全部俸禄来补充。闻听罗振玉发出这样痛心的慨叹，刘廷琛终于答应由京师大学堂支出这笔资金。

    有了朝廷学部电文的督办和京师大学堂的资金保障，陕甘方面很快就购买到这批“敦煌遗书”，并派员立即押解进京，随后则出现了上文介绍的由中国各地各色人等“洗劫”这些写卷的丑剧。上演劫掠“敦煌遗书”丑剧者被写进了历史，竭力保护“敦煌遗书”的人如罗振玉等也被载入了史册，只是记载两者的文字色彩有所不同。而与这两者都不同的，还有一位“骑墙”的无知者，那就是王国维的另一位老朋友京师图书馆监督缪荃孙。缪荃孙知道“敦煌遗书”被发现的消息，比罗振玉等人都要早，即他在伯希和从敦煌盗卖这些写卷两个月后便得知了的。对于这样一个消息，缪荃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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