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文字，还研究了甲骨文的字形和字义，随后便撰写出版了《契文举例》一书，这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甲骨文研究专著。可同样遗憾的是，出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公元１８４９年）的孙诒让在完成《契文举例》一书后，遂在不足耳顺之年即光绪三十四（公元１９０８年）悄然逝去。于是，研究甲骨文的重任又落到了罗振玉和王国维这两位学术大师的身上。

    很显然，罗振玉要比王国维早接触到甲骨文。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罗振玉在刘鹗家首次目睹其收藏的诸多甲骨时，便肯定那些刻划在甲骨上的线条和图案是一种罕见的文字，故有促使后来成为亲家的刘鹗选拓出版《铁云藏龟》之举。光绪三十二年（公元１９０６年）２月，罗振玉因为在兴办教育上所取得辉煌成就而奉调朝廷学部任参事后，便开始了他大肆搜购甲骨的征程。其中，罗振玉除了接受亲家刘鹗病逝后的一部分甲骨外，他还指派弟弟罗振常及其妻弟范恒斋前往甲骨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村从村民手中直接收购。据说，罗振常和范恒斋在小屯村曾一次收购甲骨多达两万余片，运回北京后即便淘汰了其中由村民伪造的大部分外，罗振玉这一次也得到了３０００余片甲骨。经过这样的大肆收购后，罗振玉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拥有甲骨多达数万片，这是王懿荣和刘鹗两人生前所不曾见识过的。而罗振玉所藏甲骨数量之所以达到之最，在于他准确地将甲骨的出土地锁定在了小屯村，此前的王懿荣和刘鹗始终没能探知这一秘密。罗振玉之所以解获这一秘密，除了余秋雨先生认为是从“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酒后失言”中得知外，似乎还不应该忘记当年刘鹗为甲骨划定为殷商的断代之功，因为随后罗振玉以自己的学识将甲骨出土地与《史记》中“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小屯村恰恰就在洹河边上。由此，罗振玉不仅准确地将将甲骨出土地定位于这个小屯村，还确定其为中国历史传说中极为辉煌繁盛的朝代殷商的都城遗址，这一贡献应该说是功莫大焉。

    不过，罗振玉收购甲骨鼎盛之时，恰逢清王朝土崩瓦解之日。于是，罗振玉不得不将多年来收藏的大批图书、古器物及数万片甲骨一同运往日本，从而开始了他潜心对甲骨文的研究历程。之所以说从这时开始罗振玉才得以潜心研究甲骨文，是因为此前他不仅已经对甲骨文有所研究，而且还撰写出版了《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而且多达２０卷的《殷虚书契》（前编）也于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初春全部杀青，但这期间他还有诸多政务要处理，还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甲骨文的研究之中。同年１１月２７日，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人东渡日本避风后，就在王国维开始回归国学沉浸在撰写前文中介绍的那些振聋发聩著作时，罗振玉则完全痴迷于甲骨文的研究里，而且一些高水准的相关学术著述接连出版。诸如，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完成六万字的《殷虚书契考释》，考出甲骨文字４８５个，另收录待考文字１００３个；诸如，同年完成的《殷虚书契菁华》一卷，堪与《殷虚书契》（前编）相“并行”；诸如，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正月为纪念老友兼亲家刘鹗，遂将其从刘鹗处接收的那些甲骨拓片出版了《铁云藏龟之余》一书；诸如，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完成的《殷虚书契》（后编２卷）、《殷虚古器物图录》和《殷虚书契待间编》等等，都可以作为罗振玉痴迷甲骨文研究的注脚。

    与罗振玉研究甲骨文相比，王国维从一开始就显得技高一筹，因为罗振玉偏重于对甲骨文字的释读，而王国维则以甲骨文字为切入点开始展开对殷商历史进行研究，这在王国维后来完成的《殷周制度论》中有最深刻的体现。不过，在谈及《殷周制度论》之前，似乎还可以回顾一下王国维于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完成的《明堂寝庙通考》一文，因为他曾在写给好友缪荃孙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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