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酒（相当于最高学府的负责人）的王文敏（懿荣）因病去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抓中yào，yào中一味“龙骨”颇为奇特，王懿荣从yào店回家，仔细把看，发现上面奇异的图案像文字。欣喜之余，叫人把yào店里的“龙骨”统统买下，并命人假传“龙骨”的发掘地。这就是传说中的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这传说经人调查并无根据。但是，历史上王懿荣确实是第一位判定那些甲骨上刻划的图案、线条是古代的文字，是他发现了甲骨文。

    在这里，钱剑平先生的论述远没有余秋雨先生的文字“圆滑”，他一个“但是”便将“经人调查并无根据”的传说转折成了事实，也许他原本想通过“但是”来否认或怀疑传说中的一些细节，但在不觉中却肯定了传说中的主旨，这应该算是一种本末倒置吧？

    如果说余秋雨先生和钱剑平先生对这一传说还持有怀疑或否认精神的话，那么陈铭先生则在由万斌先生主编《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中的《潮落潮生王国维传》一书里竟没有丝毫的怀疑，而是直接说：“甲骨文字的发现，首功应推当时国子监祭酒（国家学府最高官员）王懿荣（１８４５１９００）。”接着，陈铭先生便将传说当作信史写进了自己的著作中。

    之所以列举以上三说，不仅因为三位学者本身影响较大及其著述流传甚广，而且更容易使人们信任其说并因此使传说传说得更加广泛，故觉得实在有必要在这里澄清甲骨文发现权归属一事。虽然笔者采信的是刊登于公元１９８４年第５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上的一篇论述，但由上述那位勇敢学者李先登先生撰写的这篇题为《关于甲骨文最初发现情况之辨证》一文，辨证合理而精审，确实值得采信，另外还因为其观点已经被诸多大学使用的教材《考古学通论》所采用。如此，下面不妨摘录其中一段以更正流传已久的甲骨文发现权之舛误：

    过去一直把甲骨文的发现说成是１８９９年王懿荣偶然在中yào材龙骨上发现的。近年有人研究证明，甲骨文是１８９８年由河南安阳村民掘得，后来为古董商注意，天津的王襄和孟广慧是最早鉴定、发现和收集甲骨文的人。

    在这里，李先登先生不仅否认了王懿荣的甲骨文最先发现权，而且还指出是由天津的王襄和孟广慧两人最早发现并鉴定、收集了甲骨文。不过，王襄和孟广慧这两位古董商人的知名度和学识毕竟不如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所以从某种意义说由王懿荣领受甲骨文的发现权似乎更合适些。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某种感觉合适而篡改一段历史，也不能因为将甲骨文发现权归还给王襄和孟广慧这两位古董商人，而否认王懿荣对甲骨文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毕竟由于有了王懿荣大量而广泛的收购，避免或减少了甲骨（文）被研磨成yào粉灌进病人的肠胃里，使祖先创造的这一辉煌成果随后被子孙认可，且经过优秀子孙学者们的精心“研磨”而成为一种不朽的永恒。

    在这群“研磨”甲骨文的优秀子孙中，除了将重点介绍“罗王之学”中的“王”即王国维之外，还需要按照先后“研磨”的顺序逐一梳理，否则因为遗漏将有失公允，也使王国维不能顺理成章地进入“研磨”甲骨文之行列。所以，下面对本书主人公王国维的暂时“冷落”，是为了他更真实更闪亮地步入人们的视野和心灵。

    顺序依然要由王懿荣开始。光绪二十五年（公元１８９９年），当王懿荣几乎收购了整个京城yào店里的“龙骨”后，他又不惜出重金派人到处搜求，使其在短期内就拥有了多达１５００余片甲骨。然而，在王懿荣还没来得及对刻划在这些甲骨上的线条和图案进行考释时，一场战争迫使他告别将使王懿荣这三个字更加深刻地留在中国古文字研究史上的这些奇异甲骨，而以另一种极为惨烈的方式使他名垂绵帛。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８月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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