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王国维和罗振玉仅仅凭借数百枚的汉简就撰写出了这样一部不朽的伟大著述，如果王国维哪怕多活两三年的时间，从而得见在民国十六年（公元１９２７年）至民国十九年（公元１９３０年）间于甘肃居延地区（今归属内蒙古）出土的多达两万余枚的汉简时，那他将会给我们留下怎样不可思议的“创获”呢？

    伟人已逝，叹憾何为？

    对于王国维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竟然取得如此辉煌的诸多“创获”，许多人也许感到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我们完全不必要有此惊诧，在这里且不说王国维原本国学根底深厚，更不必强调他是一个有着非凡敏锐头脑的学术天才，只要简述他在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这一年间的读书轨迹，便不难发现王国维以上“创获”竟来自于他超出常人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那么，王国维在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间主要阅读了哪些书呢？

    对此，王国维在同年写给好友缪荃孙的信中说：“今年发温经之兴，将《十三经注疏》圈点一过。阮校尚称详密，而误处尚属不少。有显然谬误而不赞一辞者，有引极平常之书而不参校者……”由此可见，王国维这时阅读的竟然是他少年时最不喜欢的《十三经注疏》，且对于清代大学者阮元这部流传极为广泛的校注著述，提出了自己的阅读意见。关于“十三经”，前文已有详细介绍，读者不妨翻到第二章重新检索，便可见那可不是一部两部书，而是煌煌十三部数百卷儒家经典，而王国维也不是一目十行大略浏览，而是细细对其进行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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