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备不足，导致该著述中舛误比比皆是，这实在不能让罗、王这两位有着强烈学术良知的大学问家等闲视之。于是，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对由沙畹撰写的这部还未能刊行的著述重新进行考订，以还“流沙汉简”原本充满魅力的真实面貌。

    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１月，罗振玉和王国维分工协作，开始对沙畹所写《斯坦因在土耳其斯坦沙漠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稿中，所收录９９１枚汉简中具有诸多舛误的５８８枚进行重新考释。历时三个多月完成的《流沙坠简》，共分三卷，罗振玉主要负责其中与小学、术数、方伎及残损或字迹不清简牍的考释，而王国维则专门对记述有汉代屯垦戍边军事方面内容的残损简牍进行考释。《流沙坠简》初名《屯戍丛残考释》，由此可见王国维所负责考释的内容，无疑是这部著述的重点。关于这部由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位学术大师相识１５年来首次合作完成的著述之成书经过，王国维于民国十四年（公元１９２５年）在其《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讲稿中曾有这样一段文字：

    汉人木简，宋徽宗时已于陕右发见之。靖康之祸，为金人索之而去。当光绪中叶，英印度政府所派遣之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Ｍ．ＡｕｒｅｌＳｔｅｉｎ），访古于我国和阗（Ｋｈｏｔａｎ），于尼雅河下流废址，得魏晋间人所书木简数十枚。嗣于光绪季年，先后于罗布淖尔东北故城，得晋初人书木简百余枚，于敦煌汉长城故址，得两汉人书木简数百枚，皆经法人沙畹教授（Ｅｄ．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考释。其第一次所得，印于斯氏“和阗故迹”（Ｓａｎｄ－ｂｕｒｉｅｄＲｕｉｎｓｏｆＫｈｏｔａｎ）中。第二次所得，别为专书，于癸丑甲寅间出版。此项木简中，有古书、历日、方书，而其大半皆屯戍簿录，于史、地二学关系极大。癸丑冬日，沙畹教授寄其校订未印成之本于罗叔言参事，罗氏与余重加考订，并斯氏在和阗所得者，影印行世，所谓《流沙坠简》是也。

    于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４月完成的这部著述中，罗振玉与王国维对中国史地两学所创获的主要贡献，正如罗振玉在《流沙坠简序》中所说：

    乃知遗文所记，裨益甚宏。如玉门之方位，烽燧之次弟，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部尉由侯数有前后之殊，海头楼兰地有东西之异。并可补职方之记载，订史事之缺遗。

    试想，罗振玉以上所列几项考释，其中任何一项都对今天人们认识和了解汉代历史及相关地理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何况仅在这一部著述中竟然囊括了那么多的创见呢？对于这样一部有着非凡意义的著述，王国维在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７月１７日写给国内好友缪荃孙的信中也表达了自己满意的心情：

    岁首与蕴公（即罗振玉）同考释《流沙坠简》，并自行写定，殆尽三四月之力为之。此事关系汉代史事极大，并观存之汉碑数十通亦不足以比此。东人不知，乃惜其中少古书，岂知纪史籍所不纪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乎。考释虽草草具稿，自谓于地理上裨益最多，其余关乎制度名物者亦颇有创获。

    王国维在信中所说的“创获”，即罗振玉在序言中所指考定玉门关的确切位置、汉代设置烽燧的地理方位及相关管理人员的职责、出西域分两道地点不在人们习惯认为的玉门和阳关而在楼兰故城，以及魏晋长史的办公地和部尉官员相互统辖与职责等等，实在是“创获”累累。对于这样一部伟大的著述，民国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鲁迅在《热风不懂的音译》中这样评价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由此可见，《流沙坠简》在国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不过，当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