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封固简牍的泥块就更是难以留存了。另外，在难以留存的封泥上，一般只有寥寥几个字作为标识，没有专门知识的人是极难明了其中深意的。那么，王国维为什么要辑成这样一部偏门著述呢？

    其实，很早就对封泥予以关注且着力收集相关资料的，并不是王国维而是罗振玉。至于罗振玉是什么时候知道封泥的已经无法说清，但引起他兴趣的则无疑是一位名叫刘燕庭的人，根据道光二年（公元１８２２年）在四川首次出土那６枚封泥所拓成的拓片。随后，罗振玉不仅搜集了诸如由吴式芬与陈介祺两位学者合作完成的中国第一部关于封泥的专著《封泥考略》（１０卷）等，还曾从亲家刘鹗处亲眼目睹了其收藏的百余枚封泥真品，这些都更加拨动并强化了罗振玉的学术敏感xìng。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当罗振玉沉浸在整理敦煌古书和殷墟甲骨文考释时，他鉴于王国维拥有深厚的历史和地理学养，便邀请他帮助整理“大云书库”中所收集的封泥拓本。毫无疑问，罗振玉不仅明白这些封泥拓本的学术价值，更清楚由“善自命题”的王国维加以整理，一定能发掘出其中别人难以发现的学术价值，这就是王国维作为具有独特眼界学术大师的与众不同处。果然，王国维在将罗振玉“大云书库”所藏封泥拓本或拓片细致整理后，又对照《封泥考略》所录８４９枚汉代封泥图式，以及其他相关著述中所零星收录的封泥图式，不仅发现其中疏漏者很多，而且有些考释也是舛误的。于是，王国维按照《汉书》表系编次，开始对《封泥考略》所缺而“大云书库”所藏的封泥拓本和拓片，进行重新编次和整理，随后将其“付诸精印，以行于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与《封泥考略》并行于世互为补充的《齐鲁封泥集存》中，王国维以其卓越深邃的学术目光，从小小封泥中洞悉了其中价值，那就是以封泥上寥寥几字考释古代官制和古地理形态，这实在不是现今名为学者之人所能相望的。例如，王国维在《齐鲁封泥集存》序言中提到的他由封泥考释出“汉诸侯王官属与汉无异”的这一结论，就很明确地解决了以往人们通过史书资料而没能考证确凿的问题。例如，王国维在辑成《齐鲁封泥集存》的基础上，后来还撰写了《秦郡考》、《秦都邑考》和《汉郡考》等著述，这些著述都很好地解决了关于秦汉历史和地理中存在的一些疑问。对于自己在封泥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及由此所进行的研究，王国维自己也很满意，如他在这篇序言中说：

    凡此数端，皆足以存一代之故，发千载之覆，决聚讼之疑，正沿袭之误。其于史学，裨补非鲜。若夫书迹之妙，冶铸之精，千里之润，施及艺苑，则又此书之余，而无待赘言也。

    诚如斯言，王国维回归国学后所编撰的《简牍检署考》和《齐鲁封泥集存》这两篇著述，不仅引领该领域学术研究之风骚，而且随后所取得的一系列国学研究成果，也是辉煌连缀，耀人眼目，例如下面将要解析的《流沙坠简》。

    其实，《流沙坠简》与以上介绍的两篇著述堪称是“姊妹三花”，而这一朵“花”应该说更加芬芳隽永，耐闻耐看。说起这朵由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共同培植的隽永之“花”，其起因便来自上面提到的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和那位法国汉学家沙畹，以及由沙畹对斯坦因从中国掠回的那些汉简所进行考释写成的未刊行一书。当沙畹将其对９９１枚汉简考释的未刊稿寄给罗振玉和王国维后，罗振玉立即让其第三子罗福苌对这部用法文撰写的著述予以汉译，随后与王国维一同对其进行“拜读”。细致“拜读”完这部由外国人考释中国汉简的著述后，罗振玉和王国维这两位学术大师都深感遗憾，这不仅因为记载了中国汉代边郡历史且出土于中国的文物，竟然流失国外并由外国人率先撰写了考释文章，而且由于这位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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