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著，谓如《释币》及考地理诸作，并可信今传后，毫无遗憾，推挹甚至。”而余嘉锡后来在其《书册制度考》中也认为：“近世王静安先生作《简牍检署考》，而后简册之制大明。”由此可见，王国维这篇著述在国学界影响之深重，同时也表明他回归国学的成功。

    那么，王国维回归国学所作的第一篇著述为什么是《简牍检署考》呢？在这里，我本没有要将其与裴文中、贾兰坡发掘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和建筑巨人梁思成在李庄撰写《中国建筑史》等对中国人具有重大意义相类比的初衷，但如果将其放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中，又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原来，早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就借助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雄厚的经费保障，开始潜入中国西部的新疆和甘肃一带进行“科学考察”，多年“考察”所获珍贵文物不计其数，其中就有极为罕见的两汉魏晋简牍近千枚。光绪三十三年（公元１９０７年），当斯坦因将其在新疆天山和甘肃敦煌等地发掘所得诸多文物运抵北京准备转运到英国时，王国维曾随同罗振玉等人特地前往斯坦因在北京苏州胡同的居所观看。两年后，王国维与罗振玉等人又在北京看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于中国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盗卖的大量文物，其中也有多达七百余枚的极为珍贵的简牍和帛书。而这些发掘于中国的汉代简牍，随后被斯坦因运回欧洲，并jiāo由他的老师法兰西学院教授、著名汉学家沙畹进行深入研究。另外，在此之前沙畹教授已经出版了他的《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的著述，而日本汉学家岛田翰也有关于中国书册制度的著述《书册装潢考》问世，虽然这些著述没能详尽考释中国书册之真正源流，其中疏漏和舛误也较为明显，但他们毕竟对中国书册制度方面的学问已经有了觉醒并取得了初步成就。所以，当王国维早在清廷学部图书编译局就职时，他便开始对中国书册制度予以留意，而随着他关于中国戏曲研究的大功告成，而今流寓日本又有了专心做学问的大块时间，以及罗振玉“大云书库”丰富藏品所提供的资料保障，他终于得以完成这一著述的愿望。于是，当王国维第四次修改《简牍检署考》定稿后，曾在自注中写有这样一句话：“岁暮，闻法国沙畹教授方研究斯坦因所得古简牍，因复写一本遗之。”第二年，这位沙畹教授将其考释中国简牍的著述未成稿也回寄给了王国维和罗振玉，其中多有采用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中之观点和论述。如今，我们已经无法确认王国维之所以要将《简牍检署考》作为自己回归国学第一篇著述的真正动因，但他这种强烈而自觉的学术民族意识和学术爱国情感，我们似乎不该有丝毫怀疑的理由，这一点我想读者不会有什么异议吧。

    与《简牍检署考》堪称姊妹篇的，还有王国维于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辑成的《齐鲁封泥集存》。这年１月，罗振玉以日本友人的名义在田中村净土寺旁购买数百平方米的土地建造了一幢别墅，其中整个二楼用来存放从京都图书馆搬迁而来的那些藏品，罗振玉为其起名为“大云书库”，楼下的一间书房内并置有一大一小两张书桌，那是罗振玉和王国维日常著述做学问的地方。在这里，两位学术大师朝夕相伴，同学共进，彼此在学问上都取得了别人难以比肩的辉煌成就。在王国维所取得的诸多国学研究成果中，《齐鲁封泥集存》也许不算是得意之作，但其治学途径实在值得赞叹。

    所谓封泥，其实就是在捆扎简牍的丝绳两端或jiāo叉处用黏土固定封存，并在黏土上钤印以备验证，而这块盖有印章的黏土就叫“封泥”。这块相当于后来火漆或现代封条的“封泥”，也有叫着“泥封”或“芝泥”的，主要随记载有重要文书的简牍而存在，一般盛行于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试想，简牍本身就极易腐烂损毁，保存数量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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