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用于书写文字的工具；检，就是用来盖护简牍的封板，相当于现在书册的封面；而署，则是封板上书写的文字记号。在考证过程中，王国维不仅参阅中国历代学者所著相关之论述，相互比对，校正舛误，还参照法国和日本等学者对中国书册制度所进行的考释文章，检索其中缺漏，纠正谬误，尽量使自己对中国书册制度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随后，王国维又利用罗振玉“大云书库”中所藏在北京时从匈牙利汉学家斯坦因当年于中国新疆天山及敦煌等地盗掘所得的汉简拓片，对以上相关著述和史书中关于书册制度的点滴记述进行验证，这种利用底下发掘实物比照文献史料记载的治学方法，也就是后来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一改中国学者以往只习惯于在史籍中梳爬之习，从而开拓了中国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新途径。

    另外，王国维在这篇学术著述中还首次运用乾（隆）嘉（庆）学派比较科学成熟的“分类考证法”，分别对简、牍、检、署进行单独考释，再加上王国维从西学中掌握的逻辑法，使其这篇学术著述要明显比以往相关著述具有科学xìng。所以，当王国维刚一完成这篇著述，日本友人铃木虎雄便及时将其翻译成日文，分三期连载于由其主编的《艺文》杂志上，随即赢得了日本汉学界的一致好评。而当中国学界得见这一著述时，不仅给予其高度评价，还对王国维学术转向表示关注。诸如，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罗振玉在上海拜访学界前辈沈曾植时，他就指着桌案上王国维的这篇《简牍检署考》评价说：“即此戋戋小册，亦岂今世学者所能为。因评骘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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