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王国维和罗振玉每天钻到京都图书馆整理藏品的时候，中华大地已经改朝换代，小皇帝溥仪在其父亲摄政王载沣的宣告下退位，而中华民国则在南京宣告成立，但就此中国也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混战之中。国已不国，国学何存？远在异域日本流寓的王国维，以其自觉而强烈的学术意识感到自己应该回归国学，为已经被纷乱新学搅扰得濒临破碎的堂堂国学尽一份中华学者之责。确实，王国维在日本撰写《古剧脚色考》和《宋元戏曲考》这两部戏曲学术著述的过程中，已经对自己下一步的学术研究方向有所考虑，并不是人们习惯或一味引用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所标榜的那样，王国维转向国学研究完全是因为罗振玉之劝导所致。众所周知，此前王国维有过多次学术转向，不仅每次学术转向都不太相关，而且每次却又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就是同时代和后世学者一致赞叹的王国维“善自命题”的学术大师的卓越非凡之处。所以，笔者主张我们今天在肯定罗振玉对于王国维回归国学有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和帮助的同时，最好还是不要夸大其辞或过分强调这一因素，当然也不能抹杀罗振玉影响和帮助之功。

    另外，王国维回归国学更不是有些人刻意牵强的那样属于“整理国故”以怀清室，并举王国维于民国元年（公元１９１２年）创作七言排律《颐和园词》和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创作的《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之例为证。对此，王国维曾就自己的《颐和园词》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一事，在致信日本友人铃木虎雄时说：

    《颐和园词》称奖过实，甚愧。此词于觉罗氏一族末路之事略具。至于全国民之运命，与其所以致命之由，及其所以得之果，尚有更可悲于此者，拟为《东征赋》以发之，然手腕尚未成熟，姑俟异日。

    在这里，王国维说的很明白，他虽然对爱新觉罗氏一家之朝廷的覆灭表示关注，更对全体民众及国家的前途命运表示关切，并不是包括铃木虎雄在内的那种“怀旧”之说。至于随后的《隆裕皇太后挽歌辞》，虽然有缅怀清室皇太后之意，但依然是《颐和园词》内涵的一种延续，绝对不是有些人妄自扣在王国维头上那顶“清朝遗老”帽子的噱头。其实，我们的读者只要贯通王国维诗词创作历程，特别是联系他此前创作的《咏史》二十首，便不难明了王国维这两首诗依然属于“咏史”系列。关于这一chā曲，不多赘述，下面我们还是从王国维转向国学的第一篇著述《简牍检署考》开始，来解析其流寓日本期间所取得的辉煌国学成就吧。

    第十六章

    回归国学

    确实，王国维回归“国学”的征途是从《简牍检署考》这一著述正式开始的。

    所谓国学，泛指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如果一定要为其下一定义的话，还是借用钱剑平先生从国学大师章太炎于民国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在上海讲授《国学概论》中的总结好了。钱剑平先生说：

    章老先生把国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国学的本体，其中分为经史、经典、历史。第二部分，就是治国学的方法，其中分为辨书籍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辨文学应用等等。国学作为一门学问，其涵盖的面是相当大的，所以，它归纳起来就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

    很显然，王国维于民国元年（公元１９１２年）初春完成的《简牍检署考》，名副其实属于国学范畴的一篇著述。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篇学术著述，王国维又为什么要以它作为敲门砖来打开国学大门呢？

    旨在考证中国古代书册制度演化源流的《简牍检署考》，虽然全文只有一万三千字，但王国维竟先后四次对其修改和完善，可见他对这篇学术著述用功之甚、重视之深。简即竹简，牍即木片，这两者都是中国古人在纸张发明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