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王国维确实有一个大家庭，其成员除了王国维夫fù俩人外还有四个儿子，即长子潜明、次子高明、三子贞明，以及于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１月２９日由继室潘夫人所生的四子纪明（字季耿），还有男仆冯友和女仆“钱妈”二人，如果王国维的长女明珠不是于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１０年）１月出生仅七个月而殇的话，这时王国维全家竟达八口人之多。试想，这样一个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大家庭，在异域他乡要维持近五年的正常生活，那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过，这五年间先有老朋友罗振玉每月资助１００元，后又主编《国学丛刊》得每月薪水２００元，另外担任《盛京时报》特邀撰稿人约定每月薪酬３０元，而这些都不是保持全家人生活稳定的长久之计。例如，最初依靠罗振玉每月资助１００元，这毕竟不是王国维所愿意接受的；例如，主编《国学丛刊》，这是罗振玉于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初创刊的一份学术刊物，随后因辛亥革命而被迫停刊，在日本复刊则是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时候的事了；再如，通过朋友介绍担任由日本人一宫房治郎在中国沈阳创办的《盛京时报》撰稿，那约定的每月３０元报酬并没能按时支付。所以，当王国维后来返回浙江海宁祭祖时，他首先想到在上海谋求一份职位，以便摆脱在日本过那种毫无定数的落魄生活。这也是后话。总而言之，王国维流寓日本近五年间的生活，远没有在北京那段时期过得安逸和舒适。而正因如此，对于王国维在那种生活景况中竟然取得极为辉煌的学术成就，我们不能不表示由衷的赞赏和钦佩。于是，我们就此走进王国维在日本回归国学并创建辉煌的那段岁月，一同来体味这位国学大师顽强的治学精神和卓越的学术魅力。

    其实，王国维和罗振玉等人初到日本时，并没有想到会在异域他乡居住近五年之久，他们本打算只在日本暂避风潮，等国内局势平稳后便回到自己的祖国。所以，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人刚到日本田中村安顿下来，罗振玉便只身一人乘船经大连返回了北京。而当他探知清王朝的覆灭只在朝夕之间，而革命成功的形势则日益明朗的消息后，便于十多天后又回到了日本。既然短期内回国无望，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人便开始作长期流寓日本的打算，而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整理罗振玉那大批因为长途搬运已经混乱不堪的书籍和古器物资料。于是，罗振玉邀请王国维与他一起每天到京都大学图书馆清点、整理自己的那些藏品，经过两个人近三个月的精心整理，终于使杂乱无序的藏品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分类和准确的数目。面对数量惊人的这些藏品，罗振玉和王国维都感到很震惊，因为仅仅藏书就多达五十余万册，另有古器物及其标识拓本数千件，以及上万片极为珍贵的甲骨。这个藏品的数字，既是罗振玉第一次清楚自己藏品的家底，也是王国维第一次得知并见识罗振玉拥有如此丰富之藏品。确实，这实在是一个让人惊叹不已的藏品数，简直就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私人图书馆和博物馆。

    对于罗振玉如此丰富藏品的由来，王国维还是比较清楚的，因为在北京那几年间，他目睹罗振玉整天东奔西忙，到处搜购珍本善籍与古器物，几乎将全部的薪水和多年创办学社、刊物所赚之财及部分家资，都投入到了古籍善本和文物的搜求中。特别是政治敏锐、学养深厚且具有很强经济意识的罗振玉，当他敏锐地意识到清朝廷即将覆灭的信息时，更是利用其在朝廷学部任职的便利大肆搜购流散民间的珍贵藏品。例如，当他得知儿女亲家刘鹗在新疆因脑溢血猝死后，便颇具远见地接收了其收藏的数千片甲骨，随后还果断地派弟弟罗振常和女婿刘大绅（即刘鹗之子）专程前往甲骨文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村向村民收购，使其拥有的甲骨数量居世界学术机构和个人收藏之首，这就是随后成就“罗王之学”的重要的资料积累，这还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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