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了４３位元代戏曲家小传，这很显然是引自他在辑录《曲录》时所获。

    对于王国维这部《宋元戏曲考》的价值和贡献，近一个世纪来用“好评如潮”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而且评价之高在学术界也是极为少见的。例如，梁启超于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最近则王静安国维治曲学最有条贯，著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则静安当为不祧之祖矣。”又如，郭沫若于民国三十五年（公元１９４６年）在《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

    正如梁启超和郭沫若所言，因为有了王国维在中国戏曲研究上的贡献，特别是随着《宋元戏曲考》的问世，戏曲不仅成为了专门之学曲学，而且在当时还成为一门影响广泛的显学，吸引诸多中外学者投身其中，使千年来被文人雅士一直视为“下里巴人”的戏曲，不仅有了与“唐诗”、“宋词”齐名的“元曲”之标志xìng称谓，如今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已经成长为一朵奇葩香花。而为了这朵奇葩香花，王国维辨识、发现、栽培和促使其根深苗正快速成长开花的巨大功劳，在中国文艺研究史上无论如何评价都是应该的，也是名至实归的。

    不过，在王国维埋首中国戏曲研究中时，中国历史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逆转，这种大逆转使纯粹学者王国维看不到一点好转的希望，于是他不得不背井离乡，流寓异域躲避风潮。如此，下面我们不能不回首来记述王国维在此期间的遭际，因为这对于王国维个人乃至整个中国来说，都称得上是一段难以忘却的斑驳历史。

    第四部分

    流寓日本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阳春４月，王国维携全家安居在北京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后，虽然他每天要到清朝廷学部所属的图书编译局“上班”，但他的主要精力却始终沉浸在中国戏曲的史海钩沉中。诸如，自这年８月至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１０月，王国维先后完成的《词录》、《戏曲考原》、《曲录》、《录曲余谈》、《录鬼簿校注》、《唐宋大曲考》等，都是在这段时间内撰写的。随后，如果中国不是bào发了结束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那场武装起义，王国维的《古剧脚色考》和《宋元戏曲考》这两部著述，同样要在新帘子胡同王国维那自名为“学学山海居”的小书房内完成了。

    不过，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历史大变革中，别说是积极投身其中的革命者和被动卷入其中的被革命者不得安宁，就连积贫积弱的全体国民也像是失去了主心骨的木偶一样，整天生活在毫无希望和目的的混沌中，至于像王国维这样不问政事的纯粹学者，又有几人能如他那样为了学术而心如止水呢？其实，躲在“学学山海居”里的王国维并不能安居其中，否则他也不会在那场风暴掀起一个月后便仓忙地流寓到异域日本。自此，关于王国维近五年在日本的流寓生涯，一种“遗民出亡”的观点始终笼罩在他的身上。那么，王国维流寓日本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前因和往事呢？

    第十五章

    异域避风

    在王国维全家安居北京这三年多时间里，统治中原两个多世纪的满清王朝实在是多事之秋，此起彼伏的内忧外患促使其呈现出了一种大厦将倾的态势。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傍晚，囚禁在中南海孤岛瀛台上长达１０年之久的满清王朝第九代皇帝爱新觉罗载，在涵元殿那一席冷硬孤寂的铺板上撒手西去了。其实，说光绪皇帝是撒手西去似乎有点不太确切，因为他的心里满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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