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提到的“快而沉，直而能曲”和“观物之微，托兴之深”等之外，我们实在有必要引录王国维同样托名樊志厚在《人间词乙稿》中所写的又一则序言，由于这则序言较为深入而明确地阐明了王国维的词学理论和创作观点，故不能不全文录下：

    去岁夏，王君静安集其所为词，得六十余阕，名曰《人间词甲稿》，余既叙而行之矣。今冬，复汇所作词为《乙稿》，丐余为之叙。余其敢辞。乃称曰：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自夫人不能观古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之所作，于是始有伪文学。学者便之，相尚以辞，相习以模拟，遂不复知意境之为何物，岂不悲哉！苟持此以观古今人之词，则其得失，可得而言焉。温、韦之精绝，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浅也。珠玉所以逊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异也。美成晚出，始以辞采擅长，然终不失为北宋之词者，有意境也。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惟一稼轩，然亦若不yù以意境胜。白石之词，气体雅健耳。至于意境，则去北宋人远甚。及梦窗、玉田出，并不求诸气体，而惟文字之是务，于是词之道熄矣。自元迄明，益以不振，至于国朝，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凉顽绝，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同时朱、陈，既非劲敌；后世项、蒋，尤难鼎足。至乾、嘉以降，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微，而意味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岂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欤？抑观我观物之事自有天在，固难期诸流俗欤？余与静安，均夙持此论。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纱》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乙稿》《蝶恋花》之“百尺朱楼”等阕，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乎两汉之疆域，广于三代，贞观之政治，隆于武德矣。方之侍卫，岂徒伯仲。此固君所得于天者独深，抑岂非致力于意境之效也。至君词之体裁，亦与五代、北宋为近。然君词之所以为五代、北宋之词者，以其有意境在。若以其体裁故，而至遽指为五代、北宋，此又君之任受。固当与梦窗、玉田之徒，专事摹拟者，同类而笑之也。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山yīn樊志厚。

    似乎不用细致揣测这则序言，便可轻松得出王国维评价词的最高标准意境，凡是“意境两浑”的就是绝妙好词。那么，王国维所推崇的意境到底是什么，意境与美学理论中讲求的“境界”又有何关联和区别呢？其实，从诗词这个角度来说，意境实在是只可意会而不能解释的，它全凭个人涵养与见识对诗词的理解和领悟，而因为各人的涵养与见识不同，对同一诗词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即使同一人在不同时间或环境中其理解层次也会有所偏差，而有时作者本人想要表达的深意也是模糊不清的，所以任何人要想对诗词进行翻译或解释，那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即便如此，我们要想解决王国维所推崇的意境到底是什么，还必须要有一个能够让读者明白一点的说法，而为了使这个说法有一个相对比较容易理解的参照物，似乎又必须将依然比较抽象的“境界”一词拉进来，否则实在是无从下笔。

    境界，就其词源本意来说，似乎应该是指人类精神领域中的一种尺度，是人类情感价值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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