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有皇帝“上谕”的批准，汪氏兄弟不得不将《时务报》归于官府，实则归于康有为所领导的“粤派”。不过，深谙官场伎俩并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朝廷守旧大员暗中支持的汪氏兄弟俩，却依据“上谕”中“据实昌言”之旨意，采取偷梁换柱之法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同时将他们于同年５月自行创办的《时务日报》改名为《中外日报》，只留下一无所有的《时务报》空壳等待康有为前来上海收拾。随后，汪氏兄弟的《昌言报》被朝廷查封，康有为也因变法失败而逃亡海外，当然《时务报》也就此关闭。这就是纷闹一时且两败俱伤的“争报”风波。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如果联系汪氏兄弟在王国维生病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来想一想，再加上后来王国维在腿病将愈时竟再次请老同学许家惺向汪氏兄弟推荐自己到只留存的《中外日报》就任翻译一事，我们不能不承认上文所说王国维涉世不深和汪氏兄弟胸怀他意，实在不能算是一种无来由的妄自揣测吧？当然，既然新《时务报》胎死腹中，而《昌言报》也被迫关闭，家境贫困的长子王国维毕竟需要一份薪水奉养家人。

    古语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海宁老家养病的王国维，在这期间除了耳闻以上“争报”风波外，还于同年８月８日经历了出生仅两个多月的长女夭折的痛楚，这让王国维夫f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陷入丧女之痛中不能自拔。接着，就是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之失败，这更让王国维悲痛万分。据父亲王乃誉在日记中记述说：当这一消息传来时，倾向维新的热血青年王国维“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然而，人生于天地凡俗之间除了悲愤感慨之外，最终还是要继续生存生活下去。于是，王国维在同年１１月２９日再次离开家乡前往上海。王国维这次到上海“谋生”，主要得益于一直关注着他的罗振玉之扶助。

    关于罗振玉，我们在这里先抛开他出色学者这一身份不说，实在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目光敏锐且办事能力极强的干练之才。在王国维回海宁治疗腿病之前，罗振玉就将学农社事务分别jiāo给蒋黼和藤田剑峰管理，自己则回到江苏淮安看望年迈父母去了。在这期间，由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如火如荼，而以创办学农社名列维新名流的罗振玉这时却安坐家乡老宅，不见有任何与变法相关的惊世之举。“戊戌变法”失败后，诸多倡导维新的社团、学会和报刊被强行取缔，临时主持《农学报》的蒋黼见状也主动将报馆关闭。而这时，罗振玉竟不顾由自己亲手创办并曾受到光绪皇帝赞誉的维新会社学农社惹祸上身，义无返顾地从江苏淮安返回上海，直接投书两江总督刘坤一，请求将学农社和《农学报》等jiāo由上海农工商局主办。而刘坤一这位深得慈禧太后器重的封疆大吏，不仅没有解散学农社、接管《农学报》，反而鼓励罗振玉要打开学农社大门广泛地开展jiāo流活动，并责成上海道拨款２０００元扶持罗振玉继续创办《农学报》。随后，再次得到地方当局大力支持的罗振玉，又自筹资金将汪康年和蒋黼等从中脱离的东文学社重新开办了起来。

    这时，已经回到上海并由罗振玉亲自安置在《农学报》馆的王国维，遂应邀担任东文学社庶务，月薪３０元大洋。于是，王国维在东文学社继续学习的同时，还在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藤田剑峰指导下，积极参与学农社日文书刊的翻译工作。在这期间，王国维不仅日语水平有了长足进步，还学习了英语、数学、物理和化学等课程，并结识了诸多日本籍学者友人。特别是前文提到的一位名叫田冈云岭的日籍教员，因为他是专攻西方哲学的学士，遂成为引导王国维进入西方哲学研究的引路人。对此，王国维后来在《三十自序》中这样写道：

    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即田冈云岭）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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