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后来在《三十自序》中还满怀感念地记述说：“（公元１８９８年）二月上虞罗振玉等私立之东文学社成立，请于馆主汪君康年，日以午后三小时往读焉。汪君许之。”不料，当王国维进入东文学社正式学习之后才发现，不仅拗口的日语使自己初学起来“颇觉不易”，而且汪氏兄弟也没有体谅自己边工作边学习之艰辛，反而将《时务报》馆大量事务xìng工作jiāo给王国维，但薪水还是原来那样菲薄。而当时如果王国维辞掉《时务报》馆之职，他就必须jiāo纳一年２０元不菲的学费，这就是上面他向“导夫先路”老同学许家惺写那封“求救”信中提到的“骑虎之势”。然而，当时正忙于编撰浙江地方志的许家惺，根本无暇也无力照顾到王国维，这就不由使初涉世事的王国维感到心情“殊闷”。

    在这种景况下，王国维思虑再三，不得不向初识自己才华的罗振玉诉说。而奇怪的是，爱才惜才的罗振玉却没有直接找到汪康年兄弟俩为王国维说情以减少其工作量，而是请藤田剑峰出面与汪氏进行jiāo涉。更不可思议的是，即便是当时中国人都很崇拜的洋人藤田剑峰为王国维说情，汪氏兄弟起初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态度。后来，虽经藤田剑峰多次解说，汪氏竟口头答应对王国维予以关照，实际上却大大增加了王国维的日常工作量，背后还让帐房先生向王国维传话说，因为王国维每天要到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耽误报馆工作将减少或扣除他的薪水呢。

    呜呼，哉哀！大才如王国维者，在大才未被人识时竟要遭受“庸众”如此之讦难，实在让人悲愤之至。

    其实，大才们这种劫难不仅在其大才未展之时会发生，即便是大才显露为社会所识，如果时代不昌明或得不到有识当局之重视，这种悲剧同样不可避免。这与中国两院院士周干峙先生在缅怀先师梁思成时所说的一样让人深思，记得周干峙先生说：科学家的悲剧，不仅在科学不发达的哥白尼的时代存在；在科学比较发达、甚至相当发达的时代，只要人们的认识有差距，就会有矛盾。这种悲剧就会程度不同地出现。”当然，王国维这时的遭遇还称不上是什么悲剧，但郁闷气愤是必然的了。

    如果说，王国维对“顾主”汪氏兄弟的这种故意刁难还能够勉强承受的话，那么学习效果的不如人意就让他备感焦虑了。

    我们毫不怀疑王国维的天赋，但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入读东文学社学习日语的过程中，他确实遭遇了考试成绩不及格的尴尬。虽然成绩不及格有工作繁重等客观原因，但丝毫也不能掩盖王国维在初学日语中的不摸调，或者说他并没有很快找到学习日语的有效方法。当然，王国维那一口难懂的浙江海宁地方官话，也确实不利于他学习本来就拗口的日本话。为了帮助王国维等学员顺利完成东文学社学业，罗振玉不仅特许王国维等在当年五月考试中不及格者留在东文学社继续学业，后来还专门聘请了几名日本人以增强学社的师资力量，诸如日本驻上海副领事诸井六郎学士、书记船津辰一郎和田冈岭云等人担任义务教员或助教。当然，作为东文学社的倡议者兼主要教员，藤田剑峰还特意推介王国维尝试翻译日文报刊，以加快王国维熟练掌握日语之进程。作为王国维鸿富治学的一部分，其译作多年来一直不为人们所关注，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经佛雏先生艰辛整理后，才在中国学界闪shè出其耀眼光芒。而王国维译作之始，应该说就是从藤田剑峰这时指导开始的，这不能不说藤田剑峰是王国维在这一方面的领路人。

    与藤田剑峰引导王国维尝试译介日文报刊所不同，与汪康年兄弟俩故意刁难王国维学习日语更不可同日而语的是，罗振玉对于王国维来说简直就是一颗有着知遇之恩的福星。那么，除了以上介绍的罗振玉在《时务报》馆初识王国维不俗才华之后，王国维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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