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因何而得到罗振玉的格外垂爱，以及竭力资助和扶携其走上学术事业辉煌的呢？

    其实，罗振玉知遇王国维实在是一个偶然，而偶然的起因仅仅是一首诗，一首王国维写在同学扇面上的“咏史”诗：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

    据说，罗振玉对其中“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两句极为欣赏，当时将题诗扇面把玩良久不忍放下。随后，罗振玉特意将王国维找到办公室详谈，在感受到王国维深厚的文史功底和远大志向的同时，他也进一步得知了王国维家境及当时所处的艰难景况。于是，罗振玉当即表示免除王国维在东文学社一切费用，并决定让其参与东文学社管理事务，使王国维在获得一份薪水解决困境的同时，也得以安心顺利地完成学业。

    在这里，我们还没有故意要贬低汪氏兄弟之意，但命运有时就是如此的精妙且不为人所测算。比如，如果说罗振玉知遇王国维是一种偶然的话，那是因为其一次随意探视学员时，在不经意间发现了王国维的那首诗；而如果说王国维得遇罗振玉是一种必然的话，那又不能不说是由于王国维不凡的才华，得到同样才华非凡且善于发现人才的罗振玉的认可。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必然，否则王国维在《时务报》馆供职数月为何未能得到汪氏兄弟之认可呢？

    第六章

    “咏史”抒怀

    使罗振玉“大异之”的王国维的那首扇面诗，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一年后才经友人整理，发表在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第６６期上，从而才让世人得以感受其独特而恒久的魅力。与这首诗一同发表的，还有王国维同期创作的另外１９首诗歌，名为《咏史》二十首。

    其实，关于王国维《咏史》二十首到底创作于何时，如今已经难以考证确凿了。即便是引起罗振玉“大异之”的那首扇面诗，有说是罗振玉发现时即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王国维到《时务报》就职那年所创作的，还有含糊其词地概括为光绪二十一年（公元１８９５年）至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所写，真是莫衷一是。也难怪，作为史学大师王国维的早期诗歌作品，不仅其创作时间难以考证确切，就连诗中所蕴藏的历史典故、隐含的深邃寓意及所要表达的诗人情怀，也是后人难以诠释清楚的。例如，治学严谨的上海陈鸿祥先生在其著作中诠释王国维那首扇面诗时，就出现了让人费解和遗憾的舛误。陈鸿祥先生在诠释该诗“张陈远略逊甘英”一句时说：

    “张陈远略”即《史记》所记“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

    也就是说，“张陈远略”讲的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壮举。而事实上，“张陈远略”并非是指西汉张骞凿通西域之经典，其表述的则是东汉安帝刘祜年间的一段往事。即东汉安帝年间，因为匈奴多次侵扰汉庭边境，时任敦煌太守张便多次上书朝廷，请求派遣大军对匈奴实施打击，以保障西域领土之安全。对于张上书朝廷所请之内容，尚书陈忠表示极为赞同，遂也上书汉安帝刘祜建议在敦煌设置校尉，派驻军队以镇抚西域各国。于是，汉安帝刘祜接受张和陈忠的建议，派遣班勇出任西域长史，统领大军驻屯柳中，从而重新打通了西域各国与中原之间的jiāo通。王国维诗中“张陈远略”即指的是这一段旧事，而不是陈鸿祥先生所诠释的张骞通西域，这里的“张”是指敦煌太守张而非张骞，“陈”即是尚书陈忠。而正是因为这一舛误，导致陈鸿祥先生随后将张骞所凿通之西域，牵强地解释为张骞“所见仅限于中国西部边疆”。如果按照陈鸿祥先生所说，张骞所见确实“仅限于中国西部边疆”，那真是要“逊甘英”多矣，而史实并非如此。甘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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