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支持的态度。毛钧年有一位柯姓同学，也是福建人，在香港大学毕业后，去美国发展，事业有成。毛钧年介绍他同我见了面。他提出一个新设想，要在九龙最繁华的尖沙咀到弥敦道旅游中心，建一条地下电径，以增加吸引游客。所谓地下电径，就是在地下建一条由传送带带动的金属道路，人站上去后不必走路，随传送带往前；在电径两旁建地下街道，发展商业或服务业，在地下电径的入口处，建地面商场或做其他用途的地面建筑。他准备投资，并希望和中资合作。

    我支持他这个新颖想法，同意同他合作，关键是必须得到港英政府的同意和批准。我请他按社会正常程序进行工作，先研究设想的可行xìng，做好可行xìng报告，然后向香港政府申请。他很快都做好了这些工作。我让副社长郑华专门同港府有关部门联系，并宴请他们表示我们对此都有兴趣，认为会有益于香港的进一步发展，希望香港政府加以考虑。但是几年过去了，一直到我离港前，港府如泥牛入海般毫无反应。令人非常遗憾。

    53

    中国资本在香港的发展，有几个阶段。初期，主要是为了掩护地下工作，为地下工作提供经费，搞了一些商业机构。以后为了外贸进出口的需要，又逐步发展一些机构。

    guó mín dǎng退出大陆后，接收他们在香港的一些机构，比如招商局，在此基础上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与内地各省市，从事工业生产和贸易的有关部委，都希望到香港设立机构，但当时中央的指导思想偏向限制。中央有人主张，让各省市、各部委在香港都有适当的据点；也有人主张，不能多设，并且认为已经够多了，要整顿精简。八三年，在港澳办、外贸部主持下，国务院批准了一个文件，限制各省市、各有关部委到香港增设新机构，原有机构要进行整顿。我上任前，李后把文件给我看，要我到香港之后执行。

    我原在地方上工作，从省市地方、有关部委的角度考虑，既然实行改革开放，在香港就须设立据点。以江苏来讲，江苏在香港有个小机构，附设在华润，只有两三个人，起不了什么作用，而地方上非常需要了解外界的信息，增加同外商、港商的接触，以增加进出口机会，学习和适应外界市场运作的情况和经验。我不同意这个文件的精神，而倾向在香港发展中资机构。当时廖承志还没有去世，我向廖承志和李后提出，可否等我到香港进一步了解情况之后，再决定是否执行这个文件。他们同意了。

    我到香港之后，又向他们提议，请北京派人到香港来，共同进行新的调查，国务院同意了，派了一位外贸部副部长来香港调查。调查两至三个月后，重新写了报告，与以前的报告大不相同，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建议国务院允许省市、部委有条件地来港增设机构。在我积极建议下，不久，这位副部长又率领内地大多数省市的代表团，来香港举行空前规模的展销会，内地有几百人参加，在香港产生较大影响。

    以往，内地对外贸易，都是通过外贸部门统一进行，生产部门对外界市场情况基本上不了解，由外贸部门下计划、订购，由外贸部门销售。各省市、各地来港设机构，实际上打破了这一传统做法，自行摸清市场情况，研制生产计划，对中国的外贸体制改革，起了促进作用。

    从香港本身发展考虑，在保护英资、外资、华资、侨资、台资在港利益，让他们有继续发展机会的同时，中国资本也应该有一定的份量。中资可以，也应该不凭借特权，通过学习和运用香港市场经验，在不和香港人“抢饭碗”，不影响港人利益的前提下，求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将来，香港万一出现不稳定因素，凭借这个基础，可以减轻对香港的消极影响。

    我认为，中资应该不断壮大。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香港有中国的“汇丰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