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总商会等，我自己也经常接受邀请，同他们会面，根据他们要求，回答一些问题，外国资本当时普遍关心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香港政策会不会改变，二是对英资在香港的垄断地位不满，希望改变。

    例如，香港的其他国家银行界，对汇丰享有许多中央银行的特权，却不承担中央银行的义务，意见很大。特别是美国和法国的银行，他们向新华分社、向中国政府反映意见，希望中国在制定基本法时，在特区政府的金融政策上，对英国加以限制。

    我考虑在不过分影响英政府和英资利益的情况下，应尽量照顾外资的利益，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香港某些外资银行迫切要求有发钞权，我就积极向姬鹏飞、赵紫阳提出建议，考虑让美国、日本、法国银行少量参与发行钞票，让港币更具国际xìng。后来，基本法对此做了原则xìng的规定，提到：“港币的发行权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授权指定银行根据法定权限，发行或继续发行港币。”香港的其他国家银行界对此还是比较满意的。在基本法咨委会里，也吸收了几位外资金融界人士为委员、顾问，让他们表达意见。

    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外国资本在港越来越活跃，做好外资工作，是稳定繁荣香港绝不可少的一环。

    我们对香港华侨资本的工作十分重视，除了自己广泛地与他们接触，直接做工作外，还通过内地有关部门和香港中资机构做工作，解除他们的疑虑，增加他们进一步利用香港或进入香港的决心，给他们便利，与他们合作，为他们服务。

    侨资主要是指在香港的东南亚华侨资本。东南亚一些大的华侨资本家，如印尼的林绍良、马来西亚的郭鹤年、泰国的谢国民在香港都有相当的投资，一方面是因为香港本身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比如林绍良同印尼总统苏哈托关系密切，一个时期苏哈托地位有不稳现象，林绍良就把香港作为一个资金避风港看待。马来西亚政府一个时期排华，那里的华侨往往也以香港为资金的避风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华侨资本又纷纷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因此他们对香港的作用历来都比较重视。

    东南亚华侨当中，福建人居多，我们指定副社长曹维廉专门做福建帮华侨的工作。郭鹤年在马来西亚经营橡胶园，但他发迹主要通过经营糖，是有名的糖王，与华润的关系良好。我们通过华润对他做工作。郭鹤年逐步把经营基地转移到香港，不仅在香港有了相当的发展，而且积极进入中国内地投资。

    黄廷方原是在新加坡活动的地产商，与原本在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任总经理，现任中银港澳管理处副主任薛文林熟识。新加坡房地产高潮过后，黄廷方与八十年代初期到香港发展，当时香港地产正处在低潮，黄就在此时大量购买土地，运用他同薛文林的关系，我们又在考虑如何采取措施恢复港人信心，对黄当时敢于大量吸纳土地的做法，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中国银行也积极给他融资。黄廷方在这样的支持下，放手收购土地，面积几乎与地产巨商郭德胜相等，不久，香港地产恢复景气，黄廷方获得大量收益。他在新加坡没有做到的事情，在香港做到了，取得很大的成功。黄廷方是继李嘉诚、郭德胜等善用时机，廉价购地致富的另一个大地产商。

    黄廷方也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投资房地产的大商人。“六四”前，他就在福建、厦门进行房地产投资，与厦门市政府签了合约，负责改造厦门最繁华的一条街；也在他家乡福建省长乐县进行房地产开发。“六四”后，别人停止了，他仍继续经营。黄廷方对香港有信心，这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八三年，他就公开表示赞同中国收回香港，表示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这在当时，是突出的一个。

    我们对华侨到香港发展的愿望和设想，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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