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中国的“怡和”、“太古”？我们不凭特权取代它们、排斥它们，而且与他们互利、共存，在此前提下，尽力发展自己，有何不可？

    但是香港本地一些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北京一些领导人也不赞成。前文已经提过，在八三年九月我向中央第一次汇报香港工作时，李先念就认为香港中资机构不应发展，他还提出不赞成搞股票，认为是“投机倒把”，不赞成在香港投资房地产，并且要中国银行对放款房地产加以注意和控制。

    这次汇报后，八三年底，港澳办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港澳经济工作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有关部门，及与外贸有关省市的负责人；香港、澳门参加会议的有中资机构各部门的负责人，港澳办指名我和李储文出席会议。

    这样专门讨论港澳经济工作的全国会议，过去没有；由港澳办代表国务院主持，也是第一次。

    会议有两个文件，一件是港澳办给中央的报告，他们根据陈云、李先念等中央负责人的几次讲话、指示，包括九月我汇报香港工作的那次，整理成几条政策xìng意见，请示中央，建议开一次全国xìng会议，予以贯彻。中央几位常委，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都“画了圈”，表示同意，批准开会。另一件是会议决议的草稿，供会议讨论修改，定稿后再送中央，国务院批准，成为正式决定。

    与会者近二百人，我记忆中，会议开始，似乎没有人讲话，便讨论文件。多数与会者对文件都有异议。

    文件中的政策xìng规定，与会者归纳成“九不”。我大概记得有下列一些：不允许到香港设立新的外贸机构；不允许中资在香港进行投资活动；不允许中资机构搞“投机”事业；不允许“炒”股票；不允许“炒”外汇；不允许“炒”房地产；不允许“炒”黄金；中资机构外汇不允许存放外国银行，必须存放在中国银行；不同意香港产品到国内开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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