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没有，严肃得怕人。

    李后找出几份中央文件，带我走进一间办公室，可能专供外来干部看文件用的，让我在里面阅读，同时声明不能带出，不许摘录。

    我很专心地阅读了两个半天。再向他要，李后说主要的就这些，都看过了，让我提出还想看什么。真是见鬼了！我怎么知道还有哪些文件？尽管我心中有些不快，但还是客气地表示，既然主要的都看过了，那就算了。

    奇怪的是，不仅李后，几乎港澳办的每一个我见到的工作人员，对我都没有笑脸。我是一个人都不认识，见到谁都是笑脸相迎，点头打招呼，可对方偶尔有人点头回应，多数是毫无表情地看我一眼，即扭头走过去。两天来唯一见到的一张笑脸，是一个给我送茶水的女同志。

    我的秘书也遇到类似问题。他办理一些我们去港前的具体事务，也不顺利，港澳办的工作人员缺乏合作的态度。他问我：“港澳办的人似乎不欢迎我们去香港。”我当即批评他：“不要胡思乱想。”

    不过，我隐约感到，今后我这个派驻香港当地的“现管”同北京港澳办的“京官”之间，弄不好会有些麻烦。

    六届人大闭幕后，我抵达广州，准备赴任。在广州，我抓紧不到十天的有限时间，连续了解情况热身。

    香港新华分社在广州设有“后方”办事处，对外用广东省委第八办公室名义。我请香港新华分社的几位副社长，一天一人分别来广州见面相识，介绍他们各自分管工作的情况。

    第一个来的是第二副社长李菊生。他协助前任社长王匡管全面工作，并兼管外事、情报。我对他的介绍寄予很大期待。可是，他全面情况根本不讲，自己主管的工作也讲得很少，概念多于具体，叫人理不出头绪。谈话中，他还给我泼了冷水我说起胡启立要求，三个月内给中央写一份关于香港、澳门情况和今后工作打算的比较全面的报告。他不以为然地冷笑说：“港澳情况复杂，我看没有两年，不可能有发言权。”听得我目瞪口呆。请他提供港澳工委的文件，也推说文件都留在广州存档了，让我自己直接找第八办公室索阅。李菊生同李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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