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不愿提供便利。

    其他几位副社长见面时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对我态度不冷不热，介绍内容不生不熟。

    这使我想起了行前在北京有人的告诫：“广东有些人地方观念和排外意识很强，你这个‘外乡佬’可要当心。”还有人指出，香港新华分社的负责人，几乎都是广东人。那时我还不相信，几天的接触下来，开始有所体验。

    当然，也有例外。副社长李启新，也是广东人，就相当热情、诚恳，详细介绍了他主管工作的情况和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他是老华侨，老资格的共产党员，曾在马来西亚共产党中任过要职，当时是港澳工委（中共香港澳门工作委员会）的常委，分管港澳地下党的领导工作。直接向廖承志负责，也接受王匡的指导。李启新批评王匡：平时多半不闻不问。不过，李启新七十开外，当时已决定同王匡一起退下来。此外，新华分社留守广州的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热心地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

    从李启新的介绍中，我了解到，香港党组织分成两部分，一是李启新领导的当地地下党员，另一部分是新华分社本身及中央各机构派驻香港机构的党员（身分也不公开），由港澳工作委的组织部领导；副社长罗克明主管。一个地方的党组织分成两部分，管理和整合都存在不小问题。后来，我上任之初立刻进行内部整顿，将港澳党组织合二为一，主要就是受了李启新的启发。

    在广州期间，本来关系不是那么直接的人对我的帮助反而很大。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大力支持我所提出了解港澳情况的要求，他不仅自己向我介绍香港、澳门的情况，还找来了一些曾经在港澳工作过的人，为我做介绍。其中一位，是曾经任香港新华分社社长多年的梁威林。

    梁威林很热情，和我jiāo谈的时间也比较长，向我介绍了不少香港社会的情况。可是，对于我很希望从他那里了解一些北京领导人提及的港澳工作“一左二窄”的具体情况，他却一再回避。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文革”中所谓“反英抗暴”[注]运动的领导者，本身便是在香港搞极左的代表人物之一。

    总之，上任前的“热身”，由于时间有限，又有种种阻碍，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只有鼓足勇气，“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了。

    注：一九六七年香港发生“反英抗暴”事件，这是左派人士的说法，一般香港人称为“左派骚乱”，也有人把它叫做“香港式文化大革命”。因为当时左派群众的情绪、行动与当时大陆正在进行的“文革”如出一辙。

    六七年五月六日，九龙新浦岗“香港人造塑胶花厂”发生劳资纠纷，香港警察对工人进行镇压，左派人士同情工人，络绎不绝前往慰问，变成向港英抗议的示威行列。狂热的人群手持《毛语录》冲向港督府，在港督府四周墙壁贴上抗议书和大字报，一如国内红卫兵的行动。

    港府出动大批警察和防暴队镇压，双方冲突扩大，左派人士提出“爱国无罪，抗暴有理”，组织“各界斗委会”，发出“立即行动，准备战斗”的紧急号召；后来又号召罢工、罢市，又遭受港英政府更大规模的镇压，事情延续约三个月才结束。

    这次事件，是在当时港澳工委书记、新华分社社长梁威林，常委、副社长祁锋直接领导下发动的。后来，周恩来得到máo zé dōng的批准，纠正了这一极“左”错误。责任在中央的“四人帮”：文革领导小组，直接责任在港澳工委的领导人，但由于王匡、李菊生奉命批判这一错误时，没有明确指出责任在上面，基层党员原以为是抗英爱国活动而参与事件，遭港英逮捕下狱，还有的被资方解雇失业，却被批判。这是港澳地下党员长期精神不振的主要原因。

    9

    带着满脑子的新情况、新概念以及许许多多的疑问，一腔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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