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新挑战的兴奋和激情，我终于踏上了正式赴任的路途。

    同行的本来还有三位新上任的副社长，一个叫李储文，原是上海外事办公室主任；一个叫陈达明，原为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另一个是郑伟荣，廖承志的秘书。中央让他们在六届人大闭幕后，来广州同我回合，同赴香港。可是后来廖承志突然病逝，郑伟荣在北京帮助料理后事。陈达明是广东人，久离家乡，希望多留几天，访亲拜友，我同意了。结果，最后同行的只有李储文。

    据中组部长宋任穷介绍，这三人都是廖承志推荐的。我以前则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连名字都是陌生的。

    李储文从前是做宗教工作的秘密党员，“文革”中暴露身分。有人据此不同意他去香港工作，担心对外影响不好。但他英语好，有外事工作经验，廖承志坚持要他去香港新华分社。陈达明曾是广东东江纵队九大队的政治委员，广东、香港关系多，情况熟，英语也不错。我在广州同他们初次见面，两人都文质彬彬，给我好感。动身前，我接到中央组织部通知，郑伟荣工作有变，不来香港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六月卅日我乘上广州香港的直通列车，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车到罗湖桥，中国乘警在桥这一边下车，港英警察在桥那一边上车。

    当列车隆隆作响地驶过罗湖桥时，我想到自己：是出使？不是。中国不承认香港是殖民地，但实际上，英国管治香港已一百多年了，这是个不是外国、又是“外国”的地方。

    过了罗湖海关，已是英国国旗高挂，火车行不多远，又看见guó mín dǎng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飘扬。

    一个特殊的地方，一个特殊的职务，一个特殊的使命。

    我有点心不在焉地听着随行人员的介绍，一路筹划着如何在香港打开新的局面，应对不测的风云。

    第二章 初到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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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列车缓缓驶入香港九龙红车站。

    陪同我和李储文到香港赴任的，是广东省委第八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在广州的后方机构）主任李相国。

    动身前，李相国通知我，第二社长李菊生会到车站接我。

    火车停稳后，我看到新华分社副社长李启新、曹维廉、港府政治顾问麦若彬（现英国驻北京大使）在月台等我。李菊生并没有来。

    和麦若彬在火车站贵宾室寒暄几句之后，他们告诉我，一群香港记者在大堂外等候，可能要我讲几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立即说“不接受采访”。

    当我随着新华分社保安人员匆匆步出禁区时，没想到香港记者一下子便围了上来，保安人员和我走得很快。他们也追得快，边追边问：“你为何来港？”匆忙之间我只好从实说：“为祖国统一而来。”没想到我到港第一天在红火车站的首次亮相，给香港人的印象竟是个大陆“土”高干。

    几十年来，我从未穿过西装。即使七十年代出国几次到罗马尼亚、澳大利亚、日本访问，穿的都是“中山装”。八三年春节前，心血来潮，在南京做了平生第一套西装，做好了一直放着没动。来港上任，把西装也带过来。动身前一天，首次穿上，并请李相国品评。那几天，李相国很照顾我，为我打点一切，李相国看了，很正经地说：“不行不行，这是冬天的料子。”其实，这不仅是冬装，而且是很不合身的冬装。镜子里，我看到衣服既肥且短，十分难看。一时无法，便打开衣箱找，李相国指着一件短袖衬衫说：“这件可以。”第二天，我就穿了这件香港传媒称为“夏威夷装”的短袖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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