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港。我夏天经常戴墨镜，赴任这天，我也习惯xìng地戴了。

    想不到这身打扮竟变成话题。当时有报导形容：“当他步出红火车站时，他的打扮令人生疑，他戴着一副黑眼镜，身穿不称身的衬衫，披着一头乱发，完全是一个共干的典型打扮。”

    社会上对我戴墨镜反应很强烈。一些报刊专栏著文正面规劝、侧面讽刺都有，新华分社也接到多封“人民来信”，建议我摘掉墨镜。信中指出：“在香港戴墨镜，人们一般视为黑社会人物，有损中国政府干部形象。”当时，在大陆，高级干部夏天戴墨镜很普遍，想不到在香港成了严重问题。这使我强烈意识到注意形象绝不是只关个人的小事情。

    在形象问题上，《百姓》杂志社社长、资深记者陆铿还为我上了专门一课。经过社内一个较开放的同仁的介绍，我会见了陆铿。这是我们第一次会面，我知道他坐过中共廿多年的牢，有意让他多讲，给他发抒一下。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多是听他的。陆铿姿态高，不提个人恩怨，所谈多属批评中共之意见。最后，他直率批评我不懂资本主义礼仪，特别指出我有时见客不打领带之不当。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很注意形象，您的意见要人能接受，影响上占的分数很高。美国总统雷根每次见记者，上电视发表讲话，都有专门的形象顾问负责为他打扮。“这是我闻所未闻的，我当即真诚地表示：”谢谢你的好意见。“以后，打领带就成为我见客的必修课了。

    到港第二天，头一件事便是到国货公司做了一套西装。用国货公司发给新华分社人员购货的八折卡，花了六百元港币。我感到很不错了。可是过了不久，有个干部好心地对我说：“外面有反映，说你的西装式样陈旧，料子也差，不合你的身分。”我也注意到副社长们在机关里都穿便服，外出时才换穿西装，且看来多属穿着已久的。我在开会时谈到这件事，大家认为靠现在的低薪，没有办法解决。国务院规定，副社长以上，每年每人补助一套服装。在香港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衣着不但分春夏秋冬，每年还要转换新款式，这个规定使我们根本无法适应。这次谈论，虽然无法解决问题，却增加了我的穿衣常识。一年后，经过争取，征得财政部同意，新华分社副部长以上干部都有一套衣着补贴，副社长以上则增加一套。

    不仅穿着打扮，连座车也有考究。行政处主管征求我的意见，喜欢坐什么型号的车，我回答他，在江苏用的是日本车“皇冠”。还是用“皇冠”好了。他不同意，理由是“和社长的身分不称”。有些地方的大门都进不了，要我坐“平治”。还问我座车用什么颜色，我不理解，难道座车颜色也有什么考究？他解释说，原来社长们用的车是黑色，与港英政府高管用车同一颜色，港英政府的警署向新华分社保安部门提意见，要求改成他色，王匡社长没有同意。他还介绍有关用车的安全问题，如预防港英政府情报部门利用保养、修车、停车机会，安防窃听器，分社自设了修车厂、社外停车不离人等。我便说：“为了安全，可以不再用黑色，也照顾了英方要求。”

    座车型号代表身分，还有两个小故事。

    八四年，有人愿以九十万港币将一辆九成新的劳斯莱司车，指名让给我，这样的价格是非常便宜的。他是通过一位副社长向我提出的，指这样的车“才合社长身分”。我谢谢他的好意，不能接受。李嘉诚更是一年内两次当面向我建议：“以你的身分往来香港、北京，应有一架小型飞机，这样便利得多。”这个建议较称作劳斯莱司更不可能。我推托：“没有小型号的喷气机吧？”李嘉诚认真地说：“有，xìng能和大型的一样平稳。”我理解他的好意，以暂时没有迫切xìng，谢谢他的关心。

    八三年九月，我乘回内地述职之便，花了十几元人民币，在南京买了一副平光镜，国庆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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