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

    此行我所到之处，各地负责人都盼望我到香港后，能为他们所在省市与香港及海外的经、贸jiāo流方面做些事情。游山玩水之外，听取介绍成为不可获取的日程。我从地方来，对他们的心情感同身受，决心今后在香港为内地多做些出尽改革开放的事情。

    随后取道西安，转赴延安。延安是我年轻时向往的“革命圣地”，抗战时期曾经投奔延安，走到半路被中共地下党员说服，在河南参加了guó mín dǎng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创办的“抗日青年军团”接受训练，进行工作，没有去成。这次也算了却一桩心愿。身临其境，见到以往只在电影、照片上见过的众多革命遗迹，虽然敬意犹存，但看到延安地区依然保持着贫瘠落后的黄土高原风貌，结合自己大半生党内外的种种经历，又多了一种莫名的感慨。

    最后一站是广东，主要在广州、深圳、珠海参观它们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又临近香港、澳门，“近水楼台先得月”，再加上数千万海外侨胞的关心、支援，正面临起飞前夜，一片兴旺景象，令人兴奋、鼓舞。特区及广东的许多方面都给我很大的启发。同时，我预感到，前几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江苏恐怕很快要被别人超过了，特意托人给江苏省的领导班子捎话，建议他们带领干部到珠江三角洲和经济特区参观学习到底是“旧情难忘”啊！

    后来，省长顾秀莲来了，但省委第一书记始终没来。中共党的体制，第一书记是关键人物，讲的是民主集中制，实行起来，往往是第一书记说了才算数。我在香港几年，眼看江苏的改革开放起色不大，内心虽是焦急，但碍于多种原因，yù助无方，徒呼奈何。

    认识深圳经济特区的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和副书记、副市长周鼎后，他们改革开放的精神，处事的魄力及勇气，给我很深印象。当时有人批评梁湘：“深圳只对旅游事业有兴趣，不似蛇口，着重发展工业。”旅游业当时还是新生事物，了解的人不多。我支持梁湘强调要发展“无烟工业”，并办了全国第一间专门培养旅游业人才的学校。两人相谈下，成了知音。他庆幸我到香港，抱怨王匡对特区不支持。成立经济特区是中央的政策，我不明白王匡为什么不支持。到香港后，听到原《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讲的两个故事：特区成立之初，王匡评论：“多此一举。”香港有商人要在特区搞一个华侨、港澳同胞死后葬身的墓地，王匡反对说：“出卖国土，丧权辱国。”如此上纲！真不可理解。

    我佩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开放、勇敢精神。当时北京方面，以及包括广东在内的全国各地，对广东、深圳特区非议甚多。有人还“上纲上线”，职责特区是“新租界”，“经济上天，红旗落地”，“几十年闹革命流血牺牲，换来了资本主义”，政治上的压力很大。

    任仲夷处变不惊，提倡“中央给的政策，要用够用足”，遇事要“变通”，灵活运用中央政策，鼓励和支持广东干部大胆放手创造，开创了新的经济局面。广东民间有新谚语：“遇到绿灯快步走，遇到黄灯抢着走，遇到红灯绕着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反映了群众对一些保守政策和横加指责的巧妙抵制。

    我和任仲夷谈起这些，对此表示欣赏。他笑而不语，看来是默认、支持的。回京后我也向赵紫阳反映了广东这方面的情况，表示欣赏他们抵制反改革开放的保守势力的做法。赵紫阳同样笑而不语，体现了一种理解、支持的态度。

    8

    胡耀邦叮嘱我，上任前要“吃透”中央有关香港、澳门的文件。胡启立介绍我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说那里有全套有关文件。廖承志也向当时的港澳办秘书长李后（后为副主任）做了jiāo代。

    我同李后是第一次见面。他冷冰冰的，脸上一点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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