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jiān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这是在太平真君五年正月下了《禁容匿沙门师巫诏》[6]之后，又下的一道严诏。“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7]这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和后来北周武帝、唐武宗的灭佛法相类似，佛家称为“三武之厄”。先是拓跋焘太延四年（公元四三八年）三月，诏“罢沙门年五十己下”。[8]《通鉴》采用了这条史实，胡三省注：“以其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明年改元为太平真君。又二年而“亲至道坛，受符录。备法驾，旗帜尽青”。[9]这当是由於他笃信道教天师寇谦之的缘故。《释老志》说：

    世祖即位，富於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致，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诰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会盖吴反杏城，关中搔动，帝乃西伐至於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於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藏有弓矢矛，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窟）室，与贵室女私行yín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

    这是记拓跋焘下《灭佛法诏》之前的事，促成了他下诏的动机和决心。由此可见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不仅是由於道教佛教间的斗争，同时也由於当时佞佛招致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许多不利。比如说，僧徒不事生产，不从“征役”，“虚诞为世费害”。佛寺暗藏兵器，有yīn谋反抗嫌疑。并有收寄赃贿，败坏风化，以及“妄生妖孽”种种“非法”行为，“至使王法废而不行”。拓跋焘毁灭佛法，想要“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俨然“具有张中华王道正统之义”。[10]我们懂得了当时在宗教上或说在佛教上这件大事的现实根据、历史意义，会了解到这也有了可能影响到杨炫之写作《洛阳伽蓝记》的动机和态度。

    拓跋焘死，其孙立，是为高宗文成帝，兴安元年（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九年，公元四五二年），下《修复佛法诏》[11]说：

    夫为帝王者，必奉明灵，显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济益品者，虽在古昔，犹序其风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载功施之族。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xìng，排斥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开广边荒，德泽遐及。沙门道士，善行纯诚。惠始之lún，无远不至。风义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物多有。jiānyín之徒，得容假托。讲寺之中，致有凶党。是以先朝因其瑕衅，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断。景穆皇帝，（拓跋晃，文成帝父》每为慨然，值军国多事，未遑修复。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诸州郡县，於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yù为沙门，不问长幼，出於良家，xìng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各当局分，皆足以化恶就善，播扬道教也。

    拓跋焘毁灭佛法，只看到了佛教“至使王法废而不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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