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为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和“乞活”等等。敌对双方阵线分明，冤冤相报，屠杀无已时，动乱愈演愈烈，仇恨愈结愈深。永嘉元年（307年）春，汲桑、石勒声言为司马颖复仇，入邺杀司马腾，又杀腾子确；冬，“乞活”为腾复仇，杀汲桑于乐陵。《乐府诗集》卷八五《并州歌》曰：“奴为将军（案指汲桑）何可羞，六月重茵披衲裘，不识寒暑断人头。雄儿田兰为报仇，中夜斩首谢并州。”?歌中田兰为“乞活”帅，并州指司马腾。此歌当是“乞活”军中所唱，赞扬田兰为并州刺史司马腾报仇而斩汲桑之事，是司马越、司马颖两方势力冤冤相报的一例史证。最后，石勒追杀王衍和大批王公名士，焚司马越尸，俘司马越子；而匈奴刘渊、刘曜又与石勒配合，先后颠覆了司马越cāo纵的晋怀帝和越侄司马保钳制的晋愍帝这两个司马氏朝廷，使司马越和王衍家族在北方经营的政治势力完全覆灭。此后，匈奴刘氏和羯人石氏先后在北方立国，而“乞活”势力则长期留存于北方以与刘、石抗衡。

    驰骋中原的刘、石既始终与司马越、王衍为敌，当然把由司马越、王衍派出的江左政权当作敌人。江左政权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不与刘、石通使”，也是势所必然的。何况当时北方刘、石势盛，咄咄逼人，yù通使求和亦非易事。刘、石忙于对付北方各种反对势力，也忙于应付本族内部无穷无尽的权力之争，事实上也还无暇顾及江左，一时还没有对江左形成严重而又持续的军事压力。这种情况，又使江左政权得以和辑内部，暂安一隅，无须汲汲于与刘、石通使，甚至敢于焚石勒之币以示决心。这就是前引钱大昕语的历史背景。

    王导、司马睿不但继承了司马越、王衍执政时期形成的与刘、石对抗的政策，也把北方存留的拥越反颖势力，包括一些民族势力，作为自己的盟友，与之共抗不共戴天的刘、石。洛阳陷落后，司马睿即有讨刘、石之檄。《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永嘉六年“睿檄四方，称与穆帝（案指拓跋猗卢）俱讨刘渊（案当作刘聪），大会平阳。”此事《晋书》及《魏书序记》均不载。《晋书》卷五《怀帝纪》：是年二月癸丑，“镇东大将军、琅邪王睿上尚书，檄四方，以讨石勒。”不过，无论是讨刘之檄，还是讨石之檄，都只是司马睿按其既定方针对刘、石表现的一种敌对姿态而已，并不意味司马睿有力量足以采取军事行动。至于司马睿称与拓跋猗卢共同行动，虽符合司马越与拓跋部的历史关系，但也不意味果真有过与拓跋猗卢共同出兵之事。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司马越之友，虽胡人亦江左政权之友。此时江左政权与北方政权的矛盾，并不纯粹是汉胡民族矛盾；或者说，胡汉民族矛盾之中仍然留存着相当多的其他因素。

    洛阳沦陷后的中原地区，匈奴、羯胡猖獗，能暂时抵挡他们的，是曾与司马越、司马腾相结的鲜卑段部和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曾多次与刘、石作战。《晋书》卷六三《邵续传》，邵续本为成都王颖参军，后受王浚之命转向东海王越阵容，成为北方坞壁抗胡的一支重要力量。王浚为石勒所破后，鲜卑段部的段匹，“遣书要〔邵〕续俱归元帝，续从之。”石勒攻邵续，段匹救之，“〔石〕勒素畏鲜卑”，乃撤兵东走。同卷《李矩传》，李矩屯荥阳，刘琨遣人率鲜卑五百骑过李矩营，与匈奴刘曜军队对阵。“屠各（案为匈奴之一种）旧畏鲜卑”，望见鲜卑兵，不战而走。邵、李两传所记石勒及屠各均畏鲜卑，此二事《通鉴》均系于建兴二年（314年），可知鲜卑（主要是鲜卑段部）是洛阳陷后北方抑制刘、石的重要力量，因而也是江左结盟的主要对手。

    司马睿登基，领衔劝进?者主要都是在北方抗拒刘、石的人物，如刘琨、段匹、邵续、慕容等，这些人中的多数，过去都与司马越有过联系。司马睿建立东晋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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