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他的身体发声。因此诗人在诗歌中既在场又不在场，他显得不由自主。而散文发出的声音确乎就是作者的声音了，因而要求着一种绝对的真诚。

    因为说的根本特异在叙述者，同时它作为一种文字表达离不开声音，因此，读者在说中读到的真实，不是来自于叙述内容上还原的现实真实——这我们已经说过了，乃是源于低级的现实主义美学偏见——而是那位神秘的叙述者在声音表达中的真实。

    说的真实，乃是一种声音的真实。说家在何种程度上将叙述者发出的声音打造得真切与诚恳，说的真实就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保障。

    、电影的真实

    电影的真实是与此不同的。电影使用着实际生活中“现成”的物：出现在镜头中的物像元素都是实际生活中活生生存在的场景、物或人，它们并不像文字那样作为一种表意符号呈现。电影要获得真实感，首先依托于现实之物给人的真实，以及在此基础上变换出的真实感。这也是为何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真实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它越来越向着现实生活靠拢。

    最早的电影是在片场通过布景拍摄的，环境乃是重构的环境，电影仍然将自己的真实观依托于戏剧建构的真实观中，而没有脱离出来。直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爆发的影像革命，电影人开始将摄影机搬上大街，于是现实的街巷取代了片场搭建的布景，“现成”的日常生活成为了非职业演员“表演”的舞台。

    电影的真实观在此发生了一场真正革命，此后电影变得越来越“真实”了（都拜技术所赐）——同期录音取代了后期配音，手持摄影取代了笨重的镜头推移，电影的临场感越来越为观众所需要。

    电影的真实开始从原先依附于文字的表意符号真实（戏剧）走向了自己的真实：它以现实生活的质感和密度为衡量准则。（在此我们排除了那些重新将“现成”的生活当做符号来建构的另类电影，就像前面在谈论说的真实时，排除了内容上的真实确实能取得的那种低级真实。）电影越像我们实际体验的日常生活，电影就越显得真实。侯孝贤深谙此道，当然这种真实一定来自导演自身所观察和体验到的真实，而没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形态可以来做基准。

    、从说的真实到电影的真实

    因为说的真实与电影的真实如此殊异的运作方式，直接将说中的真实转制为电影的真实，可能遭遇到根本的问题。这是《一句顶一万句》让我们觉得如此糟糕的原因：

    一位只能在街边靠卖摊饼维生的中年妇女，缘何每次和别人谈话，去的不是高大上的西式餐厅就是文艺范十足的咖啡馆，这难道不让人觉得奇怪吗？或者那位深陷绿帽危机的丈夫，整天跟踪妻子行踪，难道不用顾及现实的工作以及维生的家用吗？

    这是我们按照常识能直接判断这部电影虚假的地方，而常识来自于大家所共享的一套现实生活经验。我们之所以能用现实经验来判定这部电影，乃是因为电影按照一套现实生活的规则建构，导演想用影像来还原现实的真实。

    原因不在于说家刘震云已经缺失了洞察当下现实生活的能力，这还是其次的——因为说在叙述内容上的失实，能够通过叙述声音的真实来进行弥补，比如在荒诞说或魔幻现实主义说中，内容自然是与现实脱节的，但叙述者声音的真实，保证了读者阅读体验的真实——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导演用何种方式，将剧本转换为实际的影像。

    从此点看，便显得相当有意思。电影《一句顶一万句》由刘震云的女儿刘雨霖执导，剧本出自其父之手。当然，我们可以猜测电影中失实的情况在原先的说中就有，刘震云作为一位相当忠诚的作家，能够在说家和编剧两种身份间平滑移动，因此《一句顶一万句》的剧本绝对忠实于原著说。

    但这尚还不构成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