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梁c彭城诸军都回退守淮，这是不可战胜的基础，等到根基牢固，势力大增的时候再图北伐也不晚，这实在是当今的上策。如果不这样行事，国家的忧患指日可待。安危机会的把握，易于反掌，从虚实方面进行考察，针对目前的情形，希望您运用独断的明智，抓紧做出决断。

    地位浅而言语深，我哪里不知道这是不容易的呢。然而古人处于街巷行伍之间，有时还不免干预时政筹谋国事，评议者也并不讥讽他们，何况我置身大臣之列，怎么能够沉默不言呢！关系到国家的存亡，要作出决断来付诸行动，不能再迟疑而失去时机，现在不作决定，将来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殿下德行超出天下，以公室的身份辅佐朝政，最能够直道而行，使国家的兴盛超过当年，可是与众望不符，受到厚遇的人之所以日夜叹息，实在是为殿下惋惜。国家的忧患已经很深重了，常常担心伍员的忧虑不仅出现在古代，麋鹿出没也将不仅仅是在山林水泽之间。希望殿下暂停清虚超逸的情怀，以解救倒悬的急难，可说是转亡为存，转祸为福，那么朝廷可为之而庆，四海可因之而有靠。”

    王羲之于二十五岁时为会稽王友，今会稽王司马昱在朝中执政，以封地托付之，表明对羲之极为看重，但司马昱这次并没有理会他的上书。纵观王羲之的这两封书信，主旨是在说，以江东的寡弱之地，不仅不能北伐，最好还是主动放弃淮河南岸，退回到长江，划江而守。王羲之的忧国忧民之情固然值得理解，然而其保守的观点却反映了作为东晋朝廷的骨干力量的士族大家的精神气质的日趋堕落。此时的江东固然弱小，但是，当时的前燕以及草创当中的前秦也不至于十分的强大。而且，守江必守淮是战略地理学的一种基本常识，弃淮保江是一种欠缺战略眼光的幼稚想法。

    前秦之所以能够在乱世当中把王国的基业奠定下来，关键是当时氐族的当家人有着一股积极向上的精神动力。反观东晋那些整天只知道吃五石散c到处去游山乐水的士族阶层，北伐所需要的劳师动众已经让其感到极其的厌烦，怎能期望得到他们的真心拥护呢？

    其实东晋当时也不是没有能够在乱世当中逐鹿中原的人物，例如桓温便可托付重任，可就是因为要保持一贯以来门阀政治的平衡局面不被打破，因而只能选派一些并非最合适的人来进行北伐，同时又不能通过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整来整合和统一调配全国的北伐力量，这才是真正的败因所在。

    如果当时主持北伐的是桓温，王羲之还会显得如此的忧心忡忡吗？

    司马昱和殷浩都没有听从王羲之的劝说，因为他们知道此时的前秦也没有充足的力量来吃掉豫州这一广大地区，它将豫州之民迁往关中而不是派大军去豫州镇守就是证明，而此时留守在许昌的前秦豫州刺史杨群也同样是兵微将寡。于是，到了永和八年（公元352年）的九月，殷浩再度出兵，他进屯泗口，并派遣河南太守戴施进据石门（河南省荥阳市北），荥阳太守刘遯戍守仓垣（河南省开封市西北）。

    继殷浩出师后，十月，谢尚命令冠军将军王浃率军进攻杨群，并一举收复许昌，打通了晋军北上的道路，杨群被迫退守洛阳西边的弘农（河南省灵宝县函谷关关城）。由于谢尚部队送来了传国玉玺，并立下了收复许昌的战功，朝廷征召其为给事中c赐予车马，鼓吹，让其镇守于石头城。

    此时，东晋朝廷已经遥遥地圈占了豫州大部份地区，在此基础上，殷浩还在试图利用前秦大臣之间的矛盾来谋取关中。而远在凉州的地方割据势力张重华也在跃跃欲试，准备出兵秦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二月，张重华派遣将军张弘c宋修二人会合王擢的部队，步骑共计一万五千人马，开始东下讨伐前秦。一直驻守在陇东不敢懈怠的前秦丞相苻雄c卫将军苻菁，提兵阻击，双方在龙黎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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