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河南等处，如每细粟米一石折银一两，赤豆每石折银一两四钱，芝麻每石折银一两三钱五分，小麦每石折银一两，诸如此类，悉费民间三石，而内库之折更有加焉。”（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江南粮役》）

    这道奏疏是在说张居正的折银价定得太高，比方说市价03两一石的米，他却以12两一石的价格向农民征税，致使老百姓费米三c四石才能完正粮一石。这就是说，通过折银方式，政府在田赋元额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获得3到4倍财政增量。

    再比如，“山乡地额几复国初之旧，而粮则以（万历）九年实征为则俱以一两为折，其是民间三石粟始辨一石粮大同近边，原征本色，边地米豆价髙及议折征，即依时估，故征则尤重。若内地存留亦以一两为额，则壬寅c癸卯间比大同而题增者耳。”（张四维《复辛顺庵三》）

    这里的“山乡”是张四维的老家山西芮城，万历九年清丈以后，便按比较高的新粮则征收，这本来已经增加了老百姓负担。再有，当时其家乡的粟米价每石仅0 3 两，而折银则是每石1 两，故折银价比市价高出了2倍，由此国家财政可增量至3 倍，形同“题增”。

    因为税粮折银所能产生的财政增加空间，完全取决于粮价与折银价的对比，所以，张居正当国时期，粮价为明代中后期最低的时段，而折银价基本上按常制或高于常制来推行，故其盈利最多。

    而到了明末，情况发生了变化，税粮折银价依然按常制来推行，但由于灾荒频繁，米价急剧上升，军士月粮折银随之不断飙升。

    比如，天启三年，“今关门之兵，亦止十余万耳，而月饷乃至二十二万二千三百有奇，关门月粮已议至一两八钱，递至宁前则又量增，而蓟密新募之兵月粮，亦倍于旧”（《明熹宗实录》）

    而在万历初期，辽东军士月粮每石仅在0 25到0 4 两之间，“（万历）九年题准：辽东两河防守军月粮，每名每月原给银二钱五分，今再加银一钱五分。”（《明会典》卷41）

    也就是说，在万历九年以前，军士月粮每石折银仅0 25 两，到九年时才上升到0 4 两。

    辽东军粮多数于山东起运，临清c德州等仓粮的折价，自嘉靖以来一直是每石0 8 两，“岁输临清c德州二仓粮改折仅以八钱”（黄克缵《数马集》卷48）

    但到天启四年，山东粟米时价每石0 8到0 9 两，加上运输费，到山海关时已达每石1 2 两，于是出现大规模的亏空。

    “内称关门月需饷银二十万，每至夏月外解短少，今五月以前尚能苟完，五月以后新旧二库俱空每米一石可值银一两二钱，关门本色每兵月支五十，作银四钱其值非仅值四钱也欲全给月半本色，以抵折色之数，每兵每月该银一两八钱，月半该银二两七钱。支本色仍以每石八钱计算，一兵便应支米三石三斗七升五合，每石亏价四钱，每兵便约亏价一两六钱。”（毕自严《关门本色有限部议全支可虞疏》）

    根据这份奏疏，当时军士月粮每石折银0 8 两，政府发本色时亦是按每石0 8 两折算发给，与实际价值相差0 4 两，故发本色，政府每石亏0 4 两，入不敷出。若以每石0 8 两折银发放，军士一个半月辄要亏1 6 两，军队苦不堪言。

    也就是说，在高粮价下，折银征收导致的财政亏空是必然的，然而天启崇祯的时候，正好进入小冰河期，灾害一多，粮价高涨，政策上却持续张居正时期的税粮折价，最终导致中央财政的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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