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广为流传的《新民丛报》给这些留学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向他们展示了灿烂的西方政治和社会理论。1903至1906年间，《新民丛报》为读者们介绍了哥白尼的天文学c康德的自由主义学说c柏拉图的哲学c黑格尔的唯心论c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欧洲的社会主义。此外，中国留学生也能获得西方著作的日文译本。于是，1903年，一位把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当作有关现代政府的最新专著来研读的年轻知识分子，很可能不久之后，便会开始学习克鲁泡特金的著作，阅读幸德秋水的无政府主义专著，追随刊登在同盟会《民报》上的社会主义社论。不过，介绍这些新思想最重要的刊物，依然是梁启超的《新民丛报》。

    有几个主题在梁启超的社论和文章中反复出现。其中之一便是把中国青年从儒家社会价值观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解放个人意志，以实现强国的目的。梁启超称赞英国自由主义，认为如英国之类的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其政治体制给了每个人不受社会束缚发展个性的机会。中国亟须以同样的方式获得解放，因为达尔文主义的时代似乎已经证明适者生存的观点。1906年前，梁启超也相信有必要立刻发动革命。必须打破文化藩篱无比牢固的旧制度，才能在原有位置上建立起新的制度。随后，因为推翻满洲政权会让中国失去抵御帝国主义的现存防线，所以梁启超逐渐放弃了这一立场。很多起初受其著作影响的学生，却已经坚定了发动反满革命的决心，并转而向其他政治领袖寻求指导与启示。

    湖南人尤其活跃。部分原因是他们对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的强烈失望。东京的湖南人对谭嗣同的殉节记忆犹新。他们在黄兴的领导下建立起“华兴会”。1900年，华兴会在华中发起了一场有数个秘密团体参加，却以失败告终的起义。浙江的学生在杰出学者章炳麟的鼓舞下，也参与了革命活动。章炳麟曾是康有为强学会的一员，此刻流亡日本，成为梁启超的助理编辑。章炳麟的排满观源自传统经典，尤其是17世纪明末遗民的著作影响，强调华夏与夷狄的文化之分。章炳麟认为满洲人篡夺了汉人皇位，从人民手中窃取中国，将其带入停滞与落后的境地。即便到了现在，满洲人仍继续设法保持汉人的衰弱，并将汉人出卖给外国侵略者，以维持他们偷来的皇位。1902年，章炳麟在东京召开了一场纪念明朝覆亡的学生集会，以宣传自己的理论。日本警察虽然禁止了这场集会，章炳麟却找到其他宣扬自己排满观的方法。其中之一便是友人邹容的帮助。这位年轻的湖南人写了一本慷慨激昂，极具煽动性的小册子——《革命军》。《革命军》回顾了明朝遗民遭遇到的屠杀，将满洲人比作禽兽，认为汉人必须清除掉这些野蛮的寄生虫，以恢复力量，驱逐帝国主义者。1903年，章炳麟回到上海，出版了邹容的这本抨击之作。该书风靡一时，广受赞誉。清朝当局逮捕了两人。最后，邹容死于狱中。

    不过，《革命军》继续广为传播。1903年，清政府未能使俄国驻军退出满洲时，似乎更证实了书中的某些观点。这场占领让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于是，他们组建了一支志愿军，抗击俄国人。接着，清政府驻日本大使说服明治政府镇压这支准军事队伍的行为让学生们更加坚信：满洲人已经决定背叛汉族爱国志士。此次事件导致许多浙江留学生返回中国，誓要推翻清王朝。他们加入蔡元培在上海建立的“爱国学社”，训练自己的军事战术，并努力吸纳长江下游的新军士兵与他们并肩战斗。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浙江革命运动虽发起几场起义，却都失败了。210事实上，这些浙江和湖南的奇袭往往带有秘密会社的元素，相比推进革命事业，它们取得的成就，更在于警醒了地方士绅中的潜在盟友。然而，即便激进的知识分子们为了与改革派士绅结成统一战线决定缓和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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