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上海评论家郑观应也呼吁开展根本性变革。郑观应是英国宝顺洋行182的买办，当过李鸿章的幕友，1892年后升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他的《盛世危言》中包含的许多可怕预言，都于1897至1898年间应验。要想避开这些可怕的灾难，郑观应建议改变传统形式的中国政府。事实上，他甚至反对无限制的帝国主权。1893年，他这样写道：

    天生民而立之君，君犹舟也，民能载舟，亦能覆舟。183

    这种平民主义思想并非新创。古典哲学家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早就赞同农民拥有反叛的权利。17世纪的作家黄宗羲曾痛斥忘记为民服务的本职，将帝国视为私产的专制君主。不过，郑观应的观点更为犀利。如果国家之船倾覆，肯定是因为舵手忘记了他存在的理由是人民。其他作者，如一位名叫何启的香港医生，将这个逻辑又往前发展了一步，连“天”也舍弃了。1894年，何启明确地写道：

    政者民之事而君办之者也，非君之事而民办之者也。184

    何启也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信念的政治内涵，宣称若统治权归人民所有，统治者就应该与一个西式国会分享他的权力。这样的观点太过激进，所以无法直接送至朝堂。通商口岸那些批评政府的声音虽然影响了与官僚沟通的中间人，但这些人还是宁愿传递一些更温和的建议。例如，汤震就是第一个提出议院应该在士绅和皇帝之间起到“扩大言路”作用的进士。何启的好友，在京任职的举人——陈炽是第二个对此表示附议的人。陈炽所著的《庸书》（关于实际问题）强调建立一个能代表人民，并让国家更团结的议会至关重要。

    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斗争

    同样，如果这些奏折无法得到朝堂上大多数重臣的认可，就无法被送到光绪皇帝手中。不过，他们很快就能得到支持了，部分原因应该是皇帝与他的姨母慈禧之间的争斗。1887年，据说皇太后“归政”给皇帝，结束了她长久以来的垂帘听政生涯。事实上，慈禧一直在发布政令，直到1889年才正式完成归政。不过，在那以后，她依然用强硬的个性和家族权威震慑皇帝。她的支持者——包括倭仁c徐桐c统兵将领荣禄和总管太监李莲英在内的“北系”保守派组成了“后党”。帝师翁同龢领导的“南系”和军机处几位颇有影响力的汉臣则组成了“帝党”，与前者针锋相对。1895年，帝党暗中鼓励御史批评慈禧干政。第二年，光绪的母亲（即慈禧的妹妹）去世，进一步减弱了皇帝与老太后之间的羁绊，让帝党成员不甚欣喜。然而，帝党并不准备支持全面改革。翁同龢相当保守，也很提防康有为宣扬的那些儒家理论。不过，长久以来，他也和康有为一样关切中国孱弱的现状，并早在1889年让皇帝注意到冯桂芬的政论文之时，便开始思考制度改革的问题。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渐衰落，翁同龢对改革建议的容忍度也越来越大。例如，1895年中国被日本打败后，翁同龢向皇帝提起康有为，并把汤震和陈炽的部分著作介绍给他的一些同僚。德国人占领胶州湾的事件更刺激了他这么做。此刻，改革运动再次开始积蓄力量。康有为创建新组织——“保国会”时，很多极有影响力的士大夫都公开表示赞成。翁同龢或许是意识到了康有为和改良者们的计划能加强皇权，所以才真正地开始支持他们。康有为建议裁撤保守陈腐的六部，改设制度局，下辖十二分局，起用专门人才办理业务，并直接由皇帝亲自领导。此外，康有为还希望通过裁减冗官c精简政府组织c取消烦琐行政程序等措施，减轻皇帝的行政压力，以便让他有余力在军事和教育系统展开必要的改革。翁同龢认为，这些措施都能带来削弱皇太后权力c掣肘后党的额外好处。尽管宫廷斗争并非翁同龢支持康有为的唯一原因，但皇帝和慈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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