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学会

    1895年4月17日，中日战争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结束。割地的消息一传出，全国上下立刻群情激愤，一片哗然。尽管明令禁止组建政治团体，学生c志士和有功名的人依然开始联合，动员社会舆论。1895年5月2日，一千两百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举人签署“万言书”，谴责《马关条约》，请愿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这次运动的领袖是一位名叫康有为的广东学者。发展运动期间，他还同时建立了“强学会”，警示中国人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170

    他宣称，中国若再不及时醒来，就会像牲畜般被已经践踏了印度人民的帝国主义者们奴役。他的强学会计划在北京出版一份刊物，以唤醒民众。此外，他还打算在各地建立分会，以团结志士。据说，这些人的儒家热情能拯救帝国。

    1895年后出现了很多爱国团体，强学会只是其中之一。这些精英组织立刻让当时的人们想起晚明时期那些反满的文人团体。正是因为他们，才有了1652年后不得成立政治团体的禁令。事实上，不论17世纪的文学与哲学团体如何深入地参与了王朝政治，19世纪80年代的学会也已与之偏离。签订《马关条约》后形成的团体，不仅旨在促使皇帝改革朝廷，还立誓要在各省将其主张付诸实现。最有活力的分会是湖南分会。多亏曾国藩和左宗棠这样的领袖人物，湖南士绅在城市中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1711897年，湖南学者——年轻的思想家谭嗣同便效仿康有为，在长沙建立了“南学会”。很快，南学会分会就遍及全省，倡议地方学校进行激进的学制改革c兴办城市经济事业c促进地方政府行政改革。这些活动迈出了地方士绅政治化的第一步。与20世纪早期的改良派士绅相比，南学会的领袖们虽然缺了点耐心，有时也过于激进，但谭嗣同及其追随者们的确为地方政治活动树立了榜样。十年之后，便有其他士绅起而效仿。

    强调自愿组织，是这些学会的另一个新特点。因为晚明时期官僚政治中的党派之争，所以即便清朝最直言耿介的地方士绅，也不敢率尔提出组织政治性团体的口号。儒家政治伦理认为，政府中的团体或派系破坏了君臣之间神圣而完整的“一对一”关系。雍正之类的专制君主，便十分赞同这种观点。因为他们绝不希望皇权因群臣结党而受到任何损害。此刻，全国各地更年轻的文人们以种族生存的名义团结起来，不仅是为了与政府中的官员们组成联盟，也是为了动员众人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自发地行动起来。这些过渡性的学会既非听命于某一领袖的小团体，也不是现代政治党派。它们的组织原则与其遵循的纲领同样重要。

    为了给这些自愿性组织寻找经典模型，梁启超等维新派想起了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的观点。荀子认为，人类正是凭借“明分使群”，才有别于其他生物。因此，若所有社会团体都是人类团结一致的结果，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团体比别的团体更“正当”（即“合理”）。长久以来，儒家学说都反对超越家庭或村庄范围的c“不正当”的社会组织。此刻，梁启超之类的作家却认为会社c学会和党派等组织，都理应与宗族或邻里组织一样，是人类进步的必需之物。172因此，学会针对自愿组织的辩护必然揭示了一个全新的政体概念。中国不仅是个由“天命”定义的文化实体，还是个由众多群体组成的国家。换句话说，政体是由人创造的。该定义与认为主权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民主理论差别并不大。于是，接受了社会契约论的梁启超很快便把这两种理论都写进了自己的著作里。

    尽管有文化的民众可以通过学会创办的报纸（如梁启超的《时务报》和谭嗣同的《湘学新报》）了解大多数激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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